老束的春节

李天扬

老束，即束纫秋，在1964年至1966年、1982年至1989年，两度出任新民晚报党组（委）书记、总编辑。报社上下，都叫他老束。

我有幸整理老束的日记，丙午新春，我们不妨看看老束这位晚报的当家人是如何过春节的。

老束从1982年10月访日开始，重新记日记。因此，“老束的春节”，要从1983年说起——

这年除夕，“市委陈沂同志找宣传方面几个单位会议传达、讨论关于改革的宣传问题。”开完会，老束回报社“安排春节报道”，并“要求晚报节期版面有特色，新鲜而活泼。要求大家安排休息的同时，全力以赴”。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老束“上午参加市委等几个市级单位的新春团拜会”。对当天的晚报，老束是满意的：“今天各版内容和形式都较好，有新、广、快和思想内容也较好的特点。大家全力以赴，做出了成绩，出版时间也符合要求。”下午，老束还去了两位同事家拜年，“去任荣魁家，问候他爱人李梓的健康”，这位李梓，是著名电影配音艺术家。去朱守恒家，“未遇”。

到了1984年除夕这天，老束对春节发了一通感慨：“近几年来春节越过越欢，钱多了些，物资多了，年就过得更讲究了。”老束的重心当然是编报：“编辑工作忙于进行，因为一切运送单位已急于早些结束工作了。”下午，“开党组会，讨论新增编委孙洪康的工作问题”。大年初一一大早，老束去医院接赵超构回家过节，他笔下的赵超老很有趣：“八时多一点到医院，已一个人坐在大厅里等候了。有点像托儿所孩子等回家。”下午，“出了报纸，就早下班了”。回到家里“写了《听爆竹》，为明天版面用”。

1985年除夕上午，老束“在市宣商谈晚报党组班子调整问题”。下午，报社同事“大都下班回家了”，老束“查了一下情况，五时回家”。到家后，又“为明天版面写短文《要有“牛”劲》”。年初一，“上班后先到各组‘拜年’”，“午后去彭江路车间”。晚上，因“明天一版还无言论，想写，但思想不畅。起了个头又写不下去。”老束对自己写的文章不满意的记载在日记里俯拾皆是。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老束，在1986年，对年景的变化，颇多感慨：“往前年卅总是特别忙，现在似在变，买东西几乎早一星期就完成了，来的来了，回去的回了，一早路上就少行人。到了下午，市上人更少了，爆竹四起。从这一点上说，可说是一个升平世界，人民是高兴的。”这天老束未记具体工作。初一早晨，老束到报社“周围转了一下，向编辑部、管理部以至工厂祝贺新春”，“午后又去彭江路”。“下午参加市春节联欢会”。

1987年除夕，老束“去赵超构家一走，也算预祝新春”。这天，市委开干部会，传达省市长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老束出席。晚上，因“全市鞭炮齐放”，老束“凌晨一时许才入睡”。年初一，到报社和同事们“各自道贺新春”。上午十时，市委举行团拜会，“和赵超构同去参加一下”。午后，“去彭江路车间一走，算贺年，也了解一下工作情况”。

1988年，是老束在任的最后一个春节。这年年初有个特殊背景，上海甲肝流行。因此“吃年夜饭，串门，送礼显得少些了”。上海除夕难得“中午起飘雪，夜里已成堆”。晚上“市委、市府开春节联欢会，邓小平参加”，老束去“看了节目，一个多小时散，踏雪归”。大年初一。“上班，恭贺新禧”。仍然因为甲肝，“今年重点是拱手为敬，互祝健康”。而且，“今天报纸出四版，比较轻松些”。因为轻松，回家后“写文两篇：《画龙点睛》《此风可长》”。

1989年1月，老束卸任，由丁法章接任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终于退居二线了，老束的春节是不是可以清闲起来呢？并未。除夕这天，老束依然“上班”，并“写短文《吉祥的蛇》”，他觉得是“硬做文章，为交差”。“回家后小睡，写杂文《成名捷径》。不满意”。第二天“八时半，市委来电话，说副书记吴邦国、宣传部长陈至立要来报社”。二位市领导“九时许来，到编辑部、排字房转了一下”。十时，老束“去参加市团拜会”。十一时，“和赵超构一同回报社，又大家拜年一番”。午后，“和丁法章等去彭江路印刷车间”。又是一个十分忙碌的大年初一。

“老束的春节”，且摘抄至此。最后想多说一句，其实，这些年来，老束只要人在上海，是天天上班的。这个传统，丁法章等后辈报人，是继承了的。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依然有不少人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