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4月07日 星期二
“复现”红军烈士容貌 助力无名烈士“回家” “一方花田”盛开“人间四月”
第3版:综合新闻 2026-04-06

“复现”红军烈士容貌 助力无名烈士“回家”

复旦团队运用“AI考古”技术,为相关人员寻亲提供可能

清明节,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青松堂入口,“浩气长存”匾额高悬。红军长征中在遵义牺牲的烈士埋骨于此,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名烈士。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文少卿团队从12例遵义无名烈士被焚烧过的遗骸中成功提取DNA,为这些无名烈士的寻亲提供可能,并基于AI考古技术为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军团级将领邓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

烧骨遗骸提取难度大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会议后,红军经过数十次殊死战斗,最终突破重围。据统计,3000余名红军将士永远长眠于遵义。2024年,受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委托,文少卿团队接过任务——为16例遵义烈士遗骨进行DNA鉴定并寻亲。

近年来,团队多次用科技考古手段为烈士顺利寻亲,但此次鉴定工作仍让其感到棘手。“烈士遗骸被松油浇淋后焚烧,烧骨的DNA鉴定是世界级难题。”团队介绍,高温会导致DNA断裂成极短片段甚至完全降解,DNA片段越短,提取和测序的难度越大。前期的工作中,团队研发了针对烧骨的实验方案并成功获取DNA,为国内乃至世界首创,也为这次烈士遗骨的成功鉴定创造了可能。

2024年7月,团队在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青松堂完成了16例烈士遗骨的取样工作。“样本都是烧骨,和我们遇到过的案件中的骨灰样本比较类似。”团队成员许怡冉介绍,样本的颜色为黑色与灰白色,其中灰白色部分焚烧较充分,保留的DNA更少,提取难度更大。为此,团队先优化能够吸附更小片段的硅基磁珠体系对DNA进行提取,然后采用单链文库构建法构建全基因组文库,最后选用在基因组水平的1240K探针与线粒体全序探针对文库进行多轮液相探针捕获。最终,团队获得14例DNA数据,与1240K数据集比对后,可用位点均在1万个以上,可满足基本复杂亲缘关系推断,其中三个样本属于同一个体。这意味着,12位在遵义牺牲的烈士寻亲有望。

复现27岁军人的面庞

团队还做了另一项工作:让烈士影像“复活”。1935年2月,在红军长征的危急时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邓萍在攻打遵义城时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在侦察过程中壮烈牺牲。邓萍长什么样?多年来,只有一幅根据战友回忆所绘的素描画,黑白且模糊。“作为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邓萍一直没有清晰画像传世,这是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工作人员的一大遗憾。”文少卿介绍。随着AI技术与考古学科结合,这个遗憾迎来了转机。

2024年秋季学期,“AI考古”课程在复旦开设。邓萍烈士的形象复现便是“AI考古”课程的成果之一,由课程助教博士后龚沛朱以及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硕士生汪圩嘉共同完成。据汪圩嘉介绍,整个“复现”工作分四步,历史资料搜集与考证是关键的第一步。

“AI不是创造一张不存在的脸,而是在有限的历史影像和文献基础上,生成一个经得起考证的、有时代质感的面容。”这是文少卿对学生们提出的建议。为此,他们搜集了邓萍存世照片、文字描述和相关影像资料,查阅战友对他外貌的回忆文字、他牺牲时的年龄和体征记录,以及家族成员的影像资料。此后,他们才启动第二步——AI面貌生成与反复迭代。由于参考数据有限,他们采用“文字引导为主、图像参考为辅”的混合策略,让AI在有限信息中找到合理的面部特征分布。“这是整个项目最费时间的环节,但保证了真实性。”

一天深夜,模型终于生成了一张图。“一张27岁青年军人的面庞,棱角分明,目光坚定,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还带着没有完全褪去的少年气。”这次,汪圩嘉觉得“对了”。

清明前夕,承载着33份寄语的明信片悄然安放在青松堂内,它们由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成员亲手书写,既是缅怀,也是接力。汪圩嘉还记得成功复原邓萍烈士面貌的那一夜。“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宏大叙事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同龄人。邓萍牺牲时27岁,比今天大多数研究生还年轻,他本可以有漫长的人生,但他选择在遵义城墙下匍匐侦察,然后再也没有起来。‘英勇牺牲’这四个字不再是课本上的表述,变成了一张具体的、年轻的脸。”本报记者 张炯强

通讯员 李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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