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与盘

松三

一条细细的线自一只青花斗笠盘的中间浮上来，是洗碗时发现的，自此对这只盘子特别小心，不用它蒸煮，只用来盛放新鲜蔬果。橱柜里的碗盘，总是越用越少。每年打碎一两只，或是再如这只盘子一样自然碎裂——一如人自然老去的一两只，都是常有的事。

幸好橱柜里的碗盘足够多，物质充沛的现代都市生活，碗盘不是什么奢侈品，逛街时随手买，久而久之，一个人的碗盘已摞满了橱柜……近来又添两只高足青瓷小碟，专用来盛放茶点，搁在书桌上用，是一个人对自己稍显自恋的精神的装点。

大约是碗盘实在多，有一年，甚少来到城市的母亲一拉开我的橱柜，唬了一大跳，她不懂一个独居的人为何需要那么多盘盘碗碗罐罐。我压着手指交代，喝白粥用青花缠枝白瓷碗，吃意大利面用北欧杏色花瓣大盘，还有一只超大的彩绘碗，特别适合用来装衢州常山的滑肉汤，一种将精肉碾薄了裹上生粉，再放入西红柿、青菜叶的浓浓稠稠的汤——碗里碗外一片春天的桃红柳绿，浮浮沉沉，赏心悦目。

母亲大约觉得我浪费。碗盘这样的物什，对于成长于物质极度匮乏的山中的母亲来说，这更多是一种基础的生活资料。我听年纪更长的二伯母说过，几十年前她与二伯成婚后，与祖父祖母分家，除了祖屋的几间房，另分到的最大的生活资料便是两只碗，夫妻俩正好一人一只。

那两只碗大约早已不在了。许是那种稍大的、碗沿带着青花色圈的、碗底还有一抹青花的饭碗，我在幼时也用过。一晃几十年过去，蓦然发现家中这批碗都已消失殆尽，转而成为更小的、碗边带着彩绘花朵的碗。那批碗都去了哪里？也是一年年打碎的、用碎的。最容易打碗的是小孩子，因而幼时父母耳提面命——吃完饭，要将饭碗往里推一推。朋友草白曾在幼时打破一只碗，为了不被家人数落，她将碗的碎片与筷子一股脑儿都一同埋进了土里。

打了饭碗又是什么缘故？老家人说，一定是在院落外那株几百年的枫杨树下采了打碗碗花，开在夏季的、橘色的、喇叭状的爬藤的花。我长大后知道它是凌霄花。凌霄花曾承担了我们打碗这一巨大的过错。

对碗盘珍视的态度仍然延续了下来，母亲们总是小心再小心。小心打碗，还要小心借碗。碗是有限且必需的生活资料，一旦村中有红白喜事，就得四处借碗。除了碗，还要借桌子、椅子等等。有一年，父亲主持修庙，最后庙事庆典的餐事放在我家，结束后，上百名客人如潮水尽退，父亲去还邻家的桌椅，我和母亲就坐在院子里数洗净的碗盘，来回数几遍，总是少几只，阳光下母亲却一下子愁容满面。

那些碗，当然也不如城市用的碗造型花色都讲究，那些碗，也都长得差不多。大多是某个商贩某一天走错了路拉到这逼仄的山中来的，一村子中家家户户买上十来只，因而家家户户的碗盘看起来毫无二致。好在家庭主妇对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极度重视，她们在买下碗盘的第一件事，是用刀在碗的某一部分刻下独属于自家的记号，可能是一横、两横，可能是一道弯，可能是个十字。大家都通晓这一点，因而邻家用碗端来吃食时，我们第一件事是去找自家的碗接过，对方也能带着自己的碗踏实而归。

还有一种碗，倒是不用做记号，那就是用出了缺口的。我们家的碗大多有缺口，我和父亲正月时抱怨，客人来吃饭割嘴巴，母亲只瞥我们一眼。过了几日，一群亲戚来拜年做客，母亲从楼上深柜里端了几十只崭新的碗盘来。客人离去，那几十只崭新的碗又瞬间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过这下我知道，母亲的碗盘并不比我的少，但碗对于母亲来说，用处与安全感一定大于美的享受。美对于她来说，是奢侈的。

也会想起一些古时候的碗。那些在博物馆中被陈列在玻璃窗中的碗，即使残破不堪也挡不住美的光彩——我总喜欢看碗。去年夏季，在临安博物馆参观2024年度杭州考古成果展，其中有一座桐庐下轮村的墓群，发掘出的陪葬品是清一色的宋元青白瓷碗，胎体薄透，刻花袅娜，令人过目不忘。我询问这一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为何都是碗？他说这并不多见。我们猜测起来，大约这墓主人要么钟情于碗，要么钟情于吃。

碗盘是生活里那样触手可及的物件，看起来它并不能对生活的决断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并无法离开这一必需的容器，用来收集和盛放每个人的一日三餐的容器。

春渐深，窗边的水仙站在自己的水仙盘中，亭亭玉立。洁白如玉的花朵悄无声息地展开，香气袭人。仿制的北宋汝窑天青釉水仙盘为椭圆浅盘，恰好让水仙球以上的茎叶全部露出，显得姿态翩跹。这是古人特地为水仙做的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