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怜惜可以《超越一切不可能》

一个地区名为“可能之地”，生活祥和；不远处的另一个地区名为“不可能之地”，战事频发。一群人道主义志愿者穿梭两地，以不涉及肤色、民族、立场的全然中立的方式，一个个口述所见所闻，超越了一般观众的认知范畴、触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瑞士日内瓦喜剧院参加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日前于美琪大戏院上演的戏剧《超越一切不可能》的剧名，就这样在观剧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生命与死亡的瞬间倒置、尊严与荣辱的点滴维护、暴风雨的突袭与小生命的消逝竟然同步……真实的故事本身只需要叙述就足以蒸出我们的眼泪，以至于任何表演都显得多余。志愿者在“不可能之地”每天“超越一切不可能”；《超越一切不可能》以纪录剧场的方式，在舞台上、诉说中，告诉观众，超越一切不可能的“可能”，依然存在，它是爱、是信念、是希望、是宽容、是怜惜、是所有精神世界的总和。该剧，是阿维尼翁戏剧节艺术总监蒂亚戈·罗德里格斯采访了上百位人道主义志愿者后整理、提炼而成，这位导演上一部抵沪的作品，是伊莎贝拉·于佩尔在文化广场亮相的《樱桃园》。

纪录剧场，有点纪录片的意思——剧场呈现的内容都来自于真实生活、现实素材，如纪录影像、档案文字、口述实录等。并且，这一形式不屑于扮演——扮演，多少失真。因此，《超越一切不可能》包括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以及一些小语种——换一种语言，就换了一个角色，而演员服饰并不更迭。两男两女叙述所有故事。全剧开始时就一直亮着场灯，穿着衬衫、长裤的四位演员一上来就以讲故事的姿态感叹，做戏不易，甚至演个戏对改变世界恐怕没有任何用。当他们身后顶天立地的白色帐篷开始透出光，里面有位鼓手开始演奏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正身处战区边缘的“营区”。

第一个故事，有关死后的尊严。从“可能之地”出发到“不可能之地”的志愿者，忽然发现“不可能之地”上有同事捷足先登——他们在破卡车上高悬十字标志，在废墟中，以纯然洁白的床单包裹、运送一具具尸体。在满目疮痍的地区，哪里能找到簇新的白床单？志愿者进而发现，运送尸体的人，根本不是同事——就是“不可能之地”的居民。他们自制了十字标志，以高悬的旗帜“自保”，而簇新的纯白床单，是他们可以给予邻居最后的尊严。

两地的比较还存在于感官之中。香料集市被炸，空气中的硝烟味迟迟不散。回到“可能之地”的志愿者从奢侈品店里落荒而逃，感到“这样的生活太罪恶”。

生命与死亡的不停反转毫无逻辑可言。医生献血给当地的足球神童，最终救活了他——后来他上了球场，有人问进球了吗？有人答：他是后卫（Defender）。这是个笑话吗？此后，医生的车被一群“持枪的人”围堵，在她感觉自己要没命的时候，冒出来一个头领，正是足球神童的爷爷，他认出了医生。于是，医生感叹，足球神童其实也是一位守护者（Defender）。另一位医生就没那么幸运。拦截她车队的军官，其左脚假肢是她装的，可是这个军官仿佛从不认识她，直接对她举起了枪……

救助孩子似乎是两个敌对山头可以停火的唯一理由。志愿者大声呼喊：“我们是来救孩子的！”两边炮火瞬间停息，他们既想迅速找到喉咙中弹但依然活着的孩子，又想晚一点到他身边，以延长这样难得的和平瞬间。当他们离开的刹那，炮火重燃。有人问孩子得救了吗？旁边的演员说：“这不是重点。”

的确，这并不是一个救助孩子的故事，但下面一个是。只有可供一人份输血的量，但医生同时面对四五个急需输血的孩子，几经权衡，医生把血袋留给了最大的8岁孩子：“在一个平均年龄不到2岁的地方，8岁的孩子已是幸存者，他活下去的竞争力更大。”理性的决定，让他在门外哭了很久。

《超越一切不可能》以相对冷静、克制的叙事，讲述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事件，比常规戏剧更有“戏剧效果”，并蕴含着人在极端环境中爆发出的精神力量。全台顶天立地的白色帐篷，一点点被拉升，它像是营区帐篷，也是两座山头，抑或白色云朵甚或爆炸烟雾……内里一位乐手，营造出战场上特有的那种爆炸后耳鸣的效果——令人不适，但这就对了。这完全不是“取悦”观众的戏，它回归到了戏剧能唤醒灵魂、挖掘人性乃至让观众陷入深思的状态——对与不对，未必重要，正如上文那个孩子是否得救不是“和平的寂静”的重点。

最后一个故事，还是与孩子有关。营区下的医院里有不少病孩，忽来一场暴风雨，几近掀翻帐篷。所有医生都死命攥着固定帐篷的绳子。一个病孩忽然开始咳血，但医生无法去照顾他。当其咳嗽声停止时，暴风雨也骤停。孩子吐出的血喷在他身边攥着绳子的医生的衣服上。他死了。此时，其母用孩子干净的衣角，为医生擦去血迹……

生命在大自然面前确实脆弱而渺小；但人还是会为了一些原因顾不上别人的性命；人道主义志愿者的工作就像是拼命攥着可能被命运卷走的遮蔽物，但是他们的力量敌得过人类自毁的速度吗？能超越一切不可能的“可能”，是精神世界的总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超越一切不可能》，让我们看到了为拯救世界而努力的一种可能。 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