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瑢
记得初回上海,它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快。
生活、学习、做事,路上行人脚步匆匆,速度不再是一种物理状态,更是一种生存本能的直接体现。
直耸云端的楼越建越多,动辄数十层的摩天大厦,都市人宛若寄居栖息在密匝匝巢穴里的鸟群。住宅楼里挨门逐户,被厚厚的防盗门阻隔,素日里莫说串门,碰面打招呼的机会也鲜见。常常与住对门的邻居擦肩而过亦熟视无睹,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很怀念幼时多户人家住大杂院的时光。天刚蒙蒙亮,母亲便起来捅炉子“清膛”。撕几张旧报纸揉成团,火柴引燃后塞入炉膛深处,我便在弥散着炊烟跟煤尘的梦中醒来。
中午放学,各家的窗户里已经开始联奏锅碗瓢盆交响乐,院当中的公用水龙头哗哗欢唱,年轻的母亲们切剁翻炒的同时,不时把头探向窗外。烹饪的时刻,亦是邻里间见缝插针的“社交时间”。
上海人烧菜精致,一只鸡可以有多种做法,搭配几样小菜便是山青水绿的一桌。
太原人烧菜主打排面,整只猪肘,囫囵鸡鸭鹅,味道暂且不论,得足够丰盛。每趟回太原,好友相聚,大多是在酒桌上。即使素日里极少饮酒之人,也很容易被那种热烈的气氛感染,于是不由自主跟着举杯。假使有人推三阻四,旁人即刻如李逵般双目炯炯道,“咋不喝?这里是太原……”我的太原朋友十分好奇上海人的酒量,得到肯定答复后再追问一句,酩酊大醉者有?不多。分寸自我把握,一旦觉头微微发晕,杯中酒喝尽,杯底朝下倒扣,任谁劝也徒劳。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每赴约,喜欢穿旗袍。脑海中是电影里上海特有的标志性镜头,假使追溯至更久远的一个多世纪前,开放与闭塞并驾齐驱的年代,殊绝的文化记忆使得旗袍有了更深的意义。恰如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大多穿着带小开叉的旗袍,往返穿梭于战争与和平之间。
在上海,穿衣打扮向来注重“唯我”。无论你穿什么,大多不会被人指点围观。上海人对周遭包容度很大,不失为海纳百川的诠释之一。在太原,倘若有人穿睡衣出外,沿途定引得众人频频回望,观瞻的同时议论纷然,“外穿得甚?败兴噢……”
车行马路人走道,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在上海,你会自觉地跟随熙来攘往的人潮,片刻不歇疾步向前。红灯停,绿灯行,城市交通井然有序,已然上升至“质的高度”。
我的上海朋友初次来晋,日复一日目睹太原人走起路来四平八稳,优哉游哉,不乏人径自步入机动车车道,往来司机不气亦不恼,按喇叭也枉然,是年深日久习以为常的惊险环节。
去往陌生之地,“细节”往往浮光掠影;清晰如空中振翅的飞鸟,是初次造访之人眼梢眉角的表情。此刻的我总是不禁想起《读城记》中那句“读懂一座城,首先要读其细节……”
跟我住同楼的阿姨,与我母亲同年同日生,她每天会把那些塞在我家防盗门缝里的广告单逐一取出,堆叠在门外的快递纸箱。某日那些广告单忽然消失,疑惑中,有一只手伸过来,是永远笑眯眯的阿姨,掌心摊着几枚一元硬币……真应了那句,邻里好,赛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