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年代的先秦文学，古朴亦浪漫

上图：后世所绘的《山海经》神怪。

上图：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认识《诗经》中实实在在的鸟兽草木名物，是亲近这些上古诗歌最自然的方式。

左图：宋米芾书《离骚经》（局部）。

左图：《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下图：电影《孔子》剧照。

从上古神话到《诗经》《楚辞》，从历史散文（《春秋》《左传》等）到诸子散文（《论语》《老子》《墨子》《韩非子》等），古朴亦浪漫的先秦文学既有击鼓鸣金的铿锵之声，又有莹润玉石一般的温雅质感，自是“何以中华”的瑰宝级答案。

记者｜孔冰欣

那是刀剑与文心共铸的一个时代。火光冲天，芳草满地，“道”在其中。

按照我国文学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上古到秦统一以前（先秦时期），即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也。它产生在我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秦统一之前的封建社会早期，乃我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同时，在诗歌和散文等方面，还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下了基石。无疑，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对于认识我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等等，具有特殊意义。

从上古神话到《诗经》《楚辞》，从历史散文（《春秋》《左传》等）到诸子散文（《论语》《老子》《墨子》《韩非子》等），古朴亦浪漫的先秦文学既有击鼓鸣金的铿锵之声，又有莹润玉石一般的温雅质感，自是“何以中华”的瑰宝级答案。

上古之音

上古文学指的是原始时代的文学，包括上古歌谣（合乐为歌，徒歌为谣）和神话。二者都是先民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时创作的，在其产生和早期传播中具有口头性的特征，到了文字时代才逐步予以录载。

比较接近原始形态或较为可信的上古歌谣，只有《弹歌》（《吴越春秋》）、《伊耆氏蜡辞》（《礼记·郊特牲》）、《神北行》（《山海经·大荒北经》）、《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以及甲骨卜辞和《周易》里若干卦爻辞所保存的歌谣。另外，尚有一些目存辞亡的上古乐舞，如《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古乐》）、黄帝《云门》（《周礼·大司乐》）、《清角》（《韩非子·十过》）、舜乐《大韶》（《尚书·益稷》）、禹乐《大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代表着先民的重要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现存上古歌谣，从题材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劳动歌谣、祭祀歌谣、图腾歌谣、婚恋歌谣、战争歌谣几类。其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包括集体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绝大部分与上古音乐、舞蹈在劳动中三位一体同时“出镜”，载歌载舞），以及再现生活的直接性，语言简朴、节奏流畅，表现手法以赋为主，即兴式直接铺陈事物，坦白直率。

上古神话则通过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迫切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按表现内容、基本特色，我国现存神话可分开辟神话（盘古、女娲）、自然神话（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英雄神话（鲧禹治水、后羿射日）、传奇神话（异域奇国、怪人神物）等，具有较强的“劳动/创造/斗争”的现实性，重视人的力量和人的社会性，强调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理想的热烈憧憬。

万物有灵，死而不已。诸多上古神话既富于悲剧情怀，又不乏豁达向上的积极姿态，从中或可窥一二民族性格。值得一提的是，《山海经》保存的神话最多，且相对最接近上古神话的原貌。此外，该书的地理知识也绝非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山海经》的《山经》是第一部雄心勃勃对大地山川进行全面度量、编目造册的地理博物志。它用兼顾宏观与微观、既总揽大千又洞察幽微的目光，囊括峻岭薮泽、飞禽走兽、草木金石、神明灵怪，为芸芸众生建档立案，绘声绘色，不应该被简单视为排斥于地理学之外的志怪杂俎。

《诗经》《楚辞》

四言诗的形成标志着原始诗歌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四言诗的结集，更是中国诗歌史、文学史、文化史上一件震古烁今的大事。作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源头，《诗经》辑录了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先秦时代称“诗”或“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

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前者多朝会宴享之作，后者多个人抒情之作。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多是颂德之作。

全书涉及婚恋、农事、征役、赞颂、怨刺、周民族的史诗等，又以婚恋诗最显精彩，注目难忘。《周南·关雎》的日思夜想，《秦风·蒹葭》的缠绵悱恻，《邶风·柏舟》的至死不渝，《卫风·氓》的哀怨不平，千古回荡。而农事诗展现的生活图景，征役诗反映的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颂歌里的帝王威德、贵族风度，怨刺诗忧国伤时的乱世印记，周族史诗的雄壮光辉，亦无不令人记忆深刻。

凭借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赋（铺陈直叙，如按季节和物候变化记述一年劳动过程的《七月》）、比（比喻或比拟，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兴（托物起兴，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艺术表现手法，复沓的章法（重章叠句、反复吟唱）、四言为主的句式及凝练的语言，《诗经》哺育了后世无数文学家、思想家，推动密切关注民生国计，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确立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只要《诗经》的光芒一直在，那个古人念兹在兹的天下，就一直会在。

《诗经》之后三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大抵处于消歇状态，至战国后期，一种“奇文”由楚国挺拔而起，那便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楚文化基础上汲取中原文化养分后开创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峰并峙，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亦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基本完成。

楚辞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因而极富楚国的地方特色。巫风文化的熏陶，为奇思妙想安插上驰骋腾飞的双翼。最终，曼长流利、参差灵活的瑰丽词句和数也数不清的“兮”字，大抵便是楚辞留给许多读者的第一印象。闻一多更认为，“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屈原的生平与相关的端午习俗此处无须赘言。只能说，历朝历代那些不得志的、惟愿世人用“忠贞贤臣”四个字为自己下结论的效仿者，在他这里都可以找到思想源头。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离骚》，是屈原遭放逐后抒忧发愤的代表作，充满追求“美政”的执着，成功塑造了一个高洁的主人公，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天问》为屈原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诗人大胆怀疑、批判旧观念、勇于探索，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跨学科”问题，堪称战国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此外，庄严肃穆、幽渺情深的《九歌》，政治色彩浓重、激烈奔放的《九章》，也都是屈原的重要作品。

楚辞体还直接催生了“赋”这一新的文学体裁。宋玉便是这一体裁较早的开拓者之一。

历史散文

我国文字和史官产生甚早，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夏代前夕已经产生。当时史官分左史、右史等。一般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有所司。至春秋末战国之世，史官地位虽不如前，然各国诸侯看重修史，史官四散在诸侯，史籍大兴，出现“百国春秋”，体例颇有融合。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此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内容详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它采取国别体，吸纳《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度。

由简到繁、由质而文是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鉴于时人仍受到文明史初期具象思维特点的影响，多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刻画人物特征（相当于现今的突出“人设”）；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记叙记言声情并茂，故先秦历史散文文学性浓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看”。

因时代久远，国人颇感《尚书》之文古奥拙朴、晦涩难懂。而《春秋》的作者大约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孔子曾用它作教材，并有所订改。孟子之后，学者多承其说，认为是孔子所作，实不妥当。《春秋》的编订，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者提供借鉴的目的，强调周天子的正统地位、社会稳定，反对诸侯僭礼越位与兼并战争。

紧承其后，解释《春秋》的“译文”也出现了——《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汉代亦称《春秋古文》《左氏传》）主要补叙其史实，用汉代人已不太能读懂的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写成，属古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主要阐明“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在汉代由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属今文经。其中，《左传》的优势似乎一骑绝尘，重耳出亡、城濮之战、子产果敢、晏婴机警、屈完对齐侯、烛之武退秦师等“名场面”，建议全文背诵。

钱穆说《春秋》是“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的笔下，《左传》的时代令人神往，“人们质朴率性却又能老谋深算，打起仗来轰轰烈烈却又能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委婉文雅却又能直抒胸臆，做起事来循礼遵德有时却又荒诞不经”。至于气势磅礴、语挟风霜，兼有《左传》《国语》叙事、记言之长的《战国策》，孕育出汉代的史传文学、赋及论文散文，对唐宋以降的古文等创作亦影响深远，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称“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

诸子争鸣

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既然礼崩乐坏，官失其守，那么私学兴起，战国时百家争鸣，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观点不一，放言无惮。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有《孟子》《庄子》，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代表作有《荀子》《韩非子》，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庄子主张清静无为，韩非子大倡法术势……因此，诸子著作的文风也是各异其趣，如《论语》平易迂徐，《墨子》善于类推，《孟子》刚直雄辩，《庄子》汪洋恣肆，《荀子》比喻繁富，《韩非子》严峻峭拔。

通常认为，孔子“万世师表”的高贵形象深入人心，而记载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论语》，还原了“真理制造机”们原初的性情与风貌，浅显朴素中自然流露文质彬彬的雅正隽永，读之倍感亲切。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庄子，则追求“逍遥”“齐物”的绝对精神自由，“勉力救世”的冲动不算强。诸子散文中，将文学与哲理熔为一炉、大胆构思、嘻笑怒骂的《庄子》，艺术成就最高。汪曾祺曾感慨：“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我们这个民族）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总之，无论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还是“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抑或是“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君书》），先秦诸子散文对我国几千年来政治制度、思想人文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