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等舱

徐静波

在吉隆坡机场准备离境时，我被移民局的几个黑着脸的马来西亚警察拦住了。我被带到了一间四面没窗的小屋，各种审讯开始了。他们的英文不坏，我还过得去的英文，却变得结巴起来。我没有护照，手里只有一本没有任何记录的崭新的中国旅行证。

1993年12月，经日本一家机构的安排，我与一位大学的同事从东京到东南亚访问，新加坡之后，飞到了吉隆坡。去泰国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华人朋友在饯行会后又热情送我们回到下榻的酒店，一行人又在大堂的长沙发上落座交谈，之后去停车场送他们上了车。翌日清早，我收拾行装时，猛然发现昨晚一个随身携带的背包落在了大堂沙发边，里边有我的护照、纸质机票以及携带的所有钱财，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飞身跑到大堂去寻找，早已没有踪迹。又急匆匆地去询问服务台，答曰没有见过。我一下子如五雷轰顶，脑子一片空白。同事借给了我一点钱，独自飞往曼谷。赶紧打电话向当地的华人求救，一位朋友带我去警察局报案，又去中国大使馆报告，然后安排我居住在他的家里。费了诸多艰难，几天以后大使馆给我出具了作为临时身份证的旅行证，赶紧到日本航空公司去改签回国的机票（原本的机票都是日方为我们购买的），自吉隆坡经香港回上海，但香港至上海的一段，只有头等舱了，另外要补160美元（当时的自由兑换价大概是1美元等于10元人民币，我的月薪好像是600元）。归国心切，咬咬牙，补了差价。在气氛凝重的移民局小屋里，一连串的讯问后，他们走了出去，大概要去请示上级，把神情颓唐的我一个人留在了屋内。人生第一次遭此大难，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起飞的十几分钟前，我犹如被放逐的难民一般，走出了小屋。夜灯璀璨时分，搭乘的“中华航空”班机在香港密集的高楼大厦间穿行，晃晃悠悠地降落在了现已遗迹不存的启德机场。在候机厅的长椅上蜷缩了一个夜晚，翌日早上突然坐进了国泰航空宽敞的头等舱内，空乘小姐以职业的微笑给我铺上了洁白的餐巾，端上了精美的餐食和法国葡萄酒。我睡眼惺忪的脸上，神情依然黯淡。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头等舱。

第二次是2020年1月中旬，我去马尼拉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国的前一天，马尼拉南部的一座火山突然喷发，火山灰可能会严重影响飞机的起飞。翌日上午，抱着侥幸的心理，还是去了机场，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一片混乱，在拥挤的各种肤色的人堆里，焦虑不安地等到傍晚，被告知我坐的航班已被取消，何时起飞，杳无音讯。幸好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女儿，帮我抢到了一张“中华航空”经台北飞上海的头等舱。在机场一夜未眠，灿烂的朝霞激活了我昏沉的脑袋，那天，我居然兴致很好地飞到了桃园机场，在机场书店买了近十本书。

第三次是2025年7月在巴塞罗那。十几天在西班牙的胡吃海喝，导致我的血糖飙升，在飞往波兰克拉科夫的前一天，出现了间歇性的眩晕，医生建议我48小时内不可飞行。于是临时取消了波兰之行，原来的从巴塞罗那到克拉科夫再经华沙回上海的机票，自然也作废了。孑然一身在巴塞罗那的酒店里多待了两天，只吃金枪鱼蔬菜色拉加鸡蛋，血糖也就下来了。经济舱早已售罄，无奈花了两万三千多元买了一张回上海的头等舱。出发的前一天，竟然精神大好，在黄昏和清晨的巴塞罗那街头悠然闲步，神情怡然地观光拍照。但毕竟是倒霉的事呀，总共多花了六万多元钱！

三次狼狈的经历，我都有点头等舱恐惧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