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我一生的寄托

曹旭

诗是我的朋友：老朋友称旧雨，新朋友称新雨。以前写的称旧雨，现在写的称新雨。回顾旧雨、新雨的因缘，都有点偶然和不可思议。

小学时，离我家不远的武宁路，有一座又高又长的水泥桥，三轮车过桥，车夫必须下车，把着龙头往前拉。我们小伙伴看见，帮车夫在后面推。到了桥顶，车夫高喊一声“上来”，我们就坐上车，在飞速下桥的车上享受过山车的快感。一次，车夫运废旧书去纸厂，下车时，他叫孩子每人抽几本书。我抽了一本，回家一看，是《唐诗三百首》。

当时没有书读，我就天天读《唐诗三百首》。趴在窗台上，在暮色里读，在晨光里读，在鸟声里读，大声地读。小学毕业时，我差不多把《唐诗三百首》全部背出来，奠定了一生教诗、写诗、在国内外大学讲诗的基础。大概回家翻开书，第一首就是杜牧的《山行》，所以我就学杜牧的诗，写七绝诗到现在还是晚唐的风格。后来学过杜甫、李商隐的七律，李白的七绝；喜欢孟浩然、王维的五言。情景交融就成了我写古典诗的审美范式。

写新诗的因缘是：一位同学在他下铺知青的枕头旁发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游思集》的手抄本，就偷偷地抄了一遍，并借给当工人的我，我也偷偷地抄了一遍。

泰戈尔是世界大诗翁。那时，我们对泰戈尔一无所知，只知道打开诗集，那些诗句真是美得令我的手都颤抖呀！“鸟声，是曙光射向大地反弹的回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那是天下最美的文字，但我不敢多看，每天读一首，只有身体不舒服时才多读几首，怕薄薄的两册，读完就没了。此后又读他的《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读着读着，就不自觉地整本背下来。泰戈尔柔曼的旋律、朴素而绮丽的风格，他的精神品格、博大的胸襟和他的童心；安徒生的“五颗豌豆，住在一个豆荚里，它们是绿色的，豆荚也是绿色的，因此它们就相信，整个世界也一定是绿色的”，给了我写作的“感觉”，成了我写作的底色，影响了我的诗和散文，甚至论文；泰戈尔在诗中弧线般不断飞扬起来的美妙比喻，奠定我一生文字的风格。

古典诗是象棋，新诗是围棋。同样是棋，不是会下象棋的人就会下围棋；也不是会下围棋的人就会下象棋。你想写，两种都要从头学，要它们转换很难。因为它们运子的规则、走法、计算输赢的结果都不同。我一直觉得：新诗是古典诗的远房表弟，却是白话散文的近邻和好友。

我一辈子读诗，教诗，论诗；以诗写史，用诗作纪；用诗歌承载生活，记录生命。我希望我的诗歌能像春天穿过针孔的鸟声，细细地传到你的心里，让你快乐；我希望，我像女娲黄土抟人一般，用泥土作诗，并给它们一双双黑色的有灵魂的眼睛。

诗是我一生的寄托：我把我走过的/人生的每一个驿站/都用一朵花命名/我把沿途的花草/植成有意味的风景/当我梦中回乡/迷失道路/那些有名字的花草/便是长亭短亭。（本文为曹旭著《旧雨新雨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