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唱响国歌

葛水平

昆明甬道街72号，成春堂中药铺，音乐奇才聂耳出生在这里。

这是一座昆明旧时常见的小院，正中三间二层楼房是经过修缮的“三坊一照壁”住宅，中间挂着一匾“聂耳故居”。说是故居，其实是院子的一半。为了讨生活租赁来开一家中药铺子，楼上一间屋子有一张旧式木床，上面标注说明：1912年2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早晨，聂耳诞生在这张床上。

洇着缺少手温的寂寞，一张旧时代木床孤寂着，满是岁月风尘。一位出生后仅活了23年的青年，他帅气英俊的模样定格在墙壁上，真是要感谢照相技术，它让一个人独自活下来，让后来者的记忆回到发生前的那个“当时”，逼你在照片前停留良久。

聂耳的父亲聂鸿义是玉溪有名的中医。1902年秋天，父亲聂鸿义和母亲彭寂宽夫妇俩背井离乡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幢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父亲为聂耳取名守信，字子义。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四岁时丧父，母亲是云南玉溪峨山县的傣族妇女，善良好学，且懂医药。中药铺子是全家人的口粮，母亲继续经营药铺养育子女，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一年的生意并不景气，悲凉后面是普通人中药一样的苦涩人生。

云南是多民族融合聚集地，少数民族靠唱歌跳舞去沟通想法、表达情绪。聂守信幼年受家乡民间音乐、滇戏、花灯等歌舞熏陶，爱上了音乐。十岁时跟一个木匠学吹笛子、拉二胡，又学会弹三弦和月琴，是小学生音乐团的骨干。入中学后他学小提琴和钢琴，经常到风景如画的昆明西山美人峰、翠湖练提琴，萌发了想当一名音乐家的愿望。他积极参加读书会、戏剧研究会及游艺晚会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吹奏乐器，还饰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在简朴的日常生活中活着，因为音乐，一种有意义或者更有意义的生活开始了。

对于人类而言，当那些被社会同化或异化的人充斥在天地各个角落，受尽苦难，某些智者的孤独和思索便从这样的人群中诞生。在灵魂的漩涡中煎熬过的聂守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以探寻日常生活的意义为原点，将自己的心灵无限地向四周的生存意义拓展，他有一份对社会最终超越这种生活意义的雄心。音乐是他的路径，他用音乐爱恋这个世界，点燃光明，洋溢着快乐，而且把这些都激情化，这其中他舍弃了狭隘，舍弃了私欲，他甚至为了梦想来临的世界不谈恋爱。

但，并不等于他没有爱。

因为爱，聂守信在昆明一师求学时，发起成立“七一一青年救济团”，受到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

那是一个存储友人照片的时代，送自己的照片是珍存友谊的开始。当时联华电影厂女演员陈情送给聂守信的照片，题词是：“耳耳耳耳先生留念。”黎丽丽送给他的照片题词也是：“给耳。”演员蔡楚生赠送的照片题词“四耳存。”有一张聂守信在飞机上的工作照片，他和另一个人的后脑勺，四只耳朵显著进入视线。那是音乐流动的时刻，他被爱称为“四耳先生”，他有多双音乐的耳朵，他的耳朵拨开了弥散在人世间的迷障。

因为一双灵敏感知音乐的耳朵，聂守信改名聂耳。

在上海，他秘密参加了上海虹口区反帝大同盟，考入联华音乐歌舞学校为练习生的岁月中，在首席提琴手王人艺的帮助下，跟随意大利籍小提琴教师帕杜施卡学习。他勤奋学艺，一年后即由练习生升为正式琴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聂耳亲眼看到日本强盗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他决心以音乐为武器，投入对日寇的抵抗斗争中去。在抗日文艺宣传中，他认识了田汉，得到了教诲和指导，直接参加了左翼戏剧演出活动。

1935年，聂耳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主题歌《新女性》（孙师毅词），为电影《逃亡》创作了《塞外村女》《自卫歌》两首插曲。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田汉词）在民众中引起轰动。

一首歌唱出了人世间的反抗，是奋起的反击，是为了寻找和平与高尚。激情迸发，是革命的激情成就了这首歌。一首歌，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在和平时期，则起着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与意义；在社会变革时期与非常时期里，它的作用与意义更加巨大。一首歌曲的威力甚至比一千门大炮的威力都大。

为了到苏联、欧洲学习，1935年4月15日，聂耳乘日本轮船“长崎丸”号赴日本转道。4月18日到达东京。不幸的是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到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涛夺去了他年轻宝贵的生命，时年23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受害最久、牺牲最惨烈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反抗最猛、最为刚强的民族。战火中独有的真善美、战云中最灼目的电闪，其建构理所当然地含有杰出的音乐人。如果我提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最容易失去的是什么？不是弹药与辎重，而是年轻的生命。再提一个问题：世间最容易忘记的是什么？是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们，不管他属于作战的哪一方。

当我们唱起国歌时，请永远记住我们的“四耳先生”，永远记住我们的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