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 学问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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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娜

世间难得“学问”二字。古往今来，真正称得上“有学问”者都备受尊敬。今年92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资深学者，被认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与虔诚守护者。近期，笔者再次得缘来到其北京寓所拜访求教，访谈围绕着“学问”这个关键词展开。耄耋之年的先生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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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来，生活中去

“做学问要从生活中提出问题，最后要落实到生活中去，否则没有意义。不能只从逻辑推理来，到逻辑中去，只做概念。”谈到自己是如何走上做学问之路，楼先生这样开言。

“我走上学术之路是很偶然的。人不能不信命。所谓命，就是大环境，这是谁也做不了主的，但人可以在小环境里做主。我走上今天的学问之路是客观的。”

1934年，祖籍浙江嵊州的楼宇烈出生于杭州，后随父母在上海读书。年少时的他爱好广泛，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对各个学科都有兴趣。“我对文史哲有兴趣，对数理化也有兴趣，文科理科都不错。但为何走入哲学系，是因为当年考大学时希望文科理科都继续学习。当时看到北大哲学系是文理结合的专业，所以就报考了。”

1955年，楼宇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61年底借调至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组参与编纂《中国哲学史》。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佛教史及易学研究，代表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荀子新注》《王弼集校释》等，主编《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2025年，北京大学为其出版了《楼宇烈文集》（八卷九册）。

楼先生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除了学哲学课程之外，学生们还要学很多理工科的课程。世界上最顶尖的理工科技成果都通过专题课讲解，还有专门的天文、地理课程。他对自己上了一年高等数学必修课印象深刻。

但上世纪有个阶段，时代变化很大，作为青年教师，他一度以为自己会从此离开学界，后来得机缘重回北大，从此继续做学问研究。

他说，在北京大学的求学路上，像蔡元培、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先生都对自己有很大影响。

很多学者都强调，做学问要有先后顺序，但对于楼先生而言，做学问其实并不必那么系统化，也没什么严格的次第。在他看来，所谓做学问的次第，第一步是要联系生活，要跟中国人的习俗联系起来。

“现在很多习俗都变了。比如，从现象上看，传统上，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喜庆的，白色代表丧事。但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中国人连红色是喜都不知道了。”他说，现在大量中国小孩子会背书，能把很多经典倒背如流，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却连“父母呼，应勿缓”这一句都做不到。小孩子放学回家先说一句：“我回来了！”这是在跟父母报平安。对父母早晚请安都是基本礼数。

“中国人祭祖，很多人认为是落后的表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祭祀祖先是提起人的内在恭敬心，要知本，有感恩心。跪拜祭祀，不是因为造物主，而是为了提高自我圆满的品德。”

中国人最重视什么？天地君（国）亲师。天地是万物的根本，没有天地，哪来世间万物？祖先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没有祖先哪有你？这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命观，生命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自己创造的，祖先是人类生命的根本。做人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要通过家长、师长、国家来认识自己，提升自己。如《荀子·礼论》中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因此要为大。

他说，中国人的生命观是“遗体”的生命观。《礼记·祭义》中有，“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这种代代相传的生命观，通过先祖到自己，再到子女延续下去。

做学问的第二步，是要认识自我。他说：“人类的生命是特殊的。自然界其他生命都受到外在条件束缚，不能自己改变，草食动物只能吃草，肉食动物只能吃肉。而人是什么都可以吃。人可以打破自然，有自己的自觉性。人该认识自我在个体、家庭、社会、宇宙中的地位，要管束好自己。”

他倡导传统文化回归生活。曾创办国艺苑弘扬古琴艺术，1987年至2003年任北京大学昆曲研习社社长，每周组织昆曲活动，提出“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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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融会贯通

现在有人认为，学问越复杂越高深越好。对此，楼先生明确表示“不赞同”。他提到自己的老师冯友兰先生的治学原则：做学问，要让专业者听出新意，不懂者听懂你在说什么。

“这是他做学问的原则。这也是我一生做学问的最高原则。要深入浅出。”楼先生说。

他随口提到《周易》的“三易”义理。“不易”指的是定位，是基础。天是天，地是地。天地定位，天地交流，则万物生。“变易”指的是定位后就会有无常。变易是整个世界的常态。世界永远是在变动之中。很多事说不清楚。我们得其和而生。变易是根本，是天地宇宙间运行的根本规律。变化不测谓之神。但变化不要太复杂，而要简化它，所以有“简易”。做学问要懂得“简易”。

何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楼先生答曰：“能融会贯通。”

他告诉笔者，做学问不能死抠名词，受用最重要。如佛教，大家都来学，要来求佛保佑，修来生。其实佛教最重视现实，强调活在当下。要面对现实，活在当下，要不断自我完善。而不是只求佛保佑，让佛来成就你。真正的修行要自求智慧慈悲。例如太虚大师有偈：“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做学问最现实的就是要重视自我提升。佛不在西方，佛只在自己心中，悟了即成佛。

除了北京大学里的老师，楼先生还重视学习古人，有些古人尤其受到他的尊崇。“我很敬佩苏轼。因为他不受各方干扰，而且总是为他人服务。”楼先生说，“荀子也是一位。荀子有高超的治国理念，他在几千年前就讲‘刑德并用，隆礼重法’。他的理想社会是‘群居和一’。人类社会就是群居的生命，不是孤立的，如严复当年在翻译西方社会学概论时，译为《群学肄言》。”

怎么才能达到“群居和一”？楼先生认为，要靠民风，要让每个人明白和达到自己身份的事。《中庸》讲“知止”，也是说人要懂得站在什么位置上做什么事。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的基本精神是中庸，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在楼先生看来，中庸就是分寸。要知其然，拥其中。不能过，一过就错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在何处，这需要人在生活中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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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卷不躺，知命守分

现在很多年轻人常提到“卷”和“躺平”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对此，楼先生明确说，“不要卷，不要躺”。他对笔者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其他事，要尽人事，还要听天命；听天命还要尽人事。听天命不能躺平。

在历史的大变动时代，我们做不了主，只能听命。不要卷，千万不要卷。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跟别人比。别人干得了，我不一定干得了，我干得了，别人不一定干得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对于“平等”思想要有客观的反思。老小能平等吗？男女性别能一样吗？不可能。老小就有差异，男女就有差异，领导和被领导就有差异。在承认差异，承认名分的前提下做自己该做的事，就没有烦恼。这是我自愿做的，不是人家强迫的。不要强迫自己，也不要强迫别人。就没烦恼了。

“名分”非常重要。荀子特别讲究名分，明白名分就知道了责任义务。知名分，才知自我，才安分。《大学》《中庸》，都在讲这些事。

人的身份总是在不断改变，在家是父母，出去可能是官员，或是名人，或是普通劳动者，身份不断改变，所以要不断调整自我。小时候就应该学习，大的时候做好工作，为人民工作。不同时期就做不同事情。现在有很多人不想自己该尽什么责任，做子女的不像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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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包容，上海情缘

楼先生年少时曾在上海生活多年，这段时期的学习生活经历对他迄今的人生都有重要影响。

“我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上海开放包容，老师什么都讲，我对文史哲数理化都感兴趣，就是受当时老师的影响。那时学校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师同学们常常一起跳舞唱歌旅行。”“我在上海住过好几个地方，比如八仙桥、西藏路、大世界等地。”

在被问及现在上海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楼先生说，“这一目标很好，但不必过于理想化。现在的时代，是人们在解决了温饱后的问题。人类永远都有共同问题，需要不断自我认识。这一点是不过时的。在这方面，古人的智慧比我们多，所以要学习祖先。”

楼先生说，人最大的问题是欲望。人生而有欲，欲望满足不了，要去追求，但如果追求没有度量，想要无限满足，这就麻烦了。

“做人最重要的是管好自己的欲望。礼教就是如此。要让人适当满足欲望，克制过分的欲望，否则互相争斗，没有安定。”

中国人对自我，对人的生命力认识，首先要认识自我，明白自己的身份，尽自己的责任义务，而不只是争权夺利。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

在今天的世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突飞猛进，越来越多人都在担心，未来也许有一天，人类会成为AI的奴隶。对此，一向关注科技前沿问题的楼先生说，如果对人工智能不加以克制，而任其发展，就会如此。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倏然而逝。临别之际，师母奚老师陪着楼先生送我们出门，先生给我们送上“三乐汤”，叮嘱我们做人要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