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唱到北京

蒋涵箴

1964年暑假，复旦校园里到处都张贴着大标语：“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祖国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我们结束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即将走向工作岗位，我班42位同学有将近一半分到北京各中央国家机关，我是其中之一。

那时的上海人向往北京，到北京去工作是种荣誉，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出过远门，毕业分配好像是去旅游，要去看看天安门，要去登长城，参观故宫。父母为我们准备行李，我们催促：快点快点，要早点走，心早已插上翅膀飞向了北京。

学生食堂排起了长队，上海火车站的人来给我们到外地去的同学分发火车票，天哪！我们学校居然有这么多的人要去北京工作！“你也去北京，去哪儿啊？”“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去对外文委。”文科生互相打听着，听名字都是大单位，这些单位到底是干啥的谁也不晓得。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终于领到票了，注意，是发，不是买火车票，不用家长们掏钱。

7月29日下午，我们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22次列车，不是去下乡插队，不是去过苦日子，父母也放心懒得去送别。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安顿下来才知道整个一列火车，全是上海各高校分配到北京去的上海学生。我的车厢里有复旦的，有外语学院的，外语学院的几位女生和我分在同一个单位——新华总社。一长列火车成了年轻大学生的社交场所，有人一个个车厢去找中学同学、小学同学，找到了欣喜若狂。

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到了南京下关车站，要停两个小时，大家都要下车，车厢要分割上摆渡船。小小的下关车站位于长江边，傍晚，街上忽然热闹起来了，满街都是上海学生，叽叽喳喳找小吃店，一碗小馄饨、一碗阳春面吃得真香。吃完逛街，又会遇上熟人，同学，一个弄堂的人，嘻嘻哈哈笑声不断。

再上车，车厢就在船上了，船比火车开得慢，我坐沿窗的位置，旁边开来一列从北京驶向上海的火车，两列车相对而过，突然我看到了我妹妹，她正好也坐在沿窗口的位置，她也看见我了，我俩只能招招手。原来我妹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也分在北京，她利用暑假回上海看望父母。而我急着要奔赴北京，姐妹俩擦肩而过。

吃饱了，聊够了，该干点啥了？大学生们占领了列车广播室，开始喊歌了，各所学校轮流唱，复旦唱罢喊外语学院唱，接着再喊交大唱，每个学校都不甘落后，唱得最多的歌是《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一条大河》《学习雷锋好榜样》《毕业歌》。天黑了，列车里灯光明亮，像一条火龙穿越在漆黑的华北平原上，嘹亮的歌声像是要唤醒这块寂静的土地。这不是在比唱歌的水平，是在比谁的嗓门大。年轻人不知疲倦地唱啊，喝两口水接着唱，别家唱时，赶紧准备自己登场。一直到后半夜，也唱累了，东倒西歪睡着了。

天亮了，车厢里又动起来了，洗洗漱漱，啃两口家里带来的面包、大饼，年轻人向窗外看景，这北方与南方就是不一样，树木高大，土地有点荒凉，离上海越来越远了，第一次离开父母，想家吗？不想，我们是要到北京去干革命，没有那么多的儿女情长。

今天下午列车就要到达北京，上海大学生要把歌声带到北京去，大家又在准备战斗了，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只有小电扇，酷热的夏天，开着窗没觉得热，今天要歌唱北京，歌唱毛主席，唱啊唱啊，一天一夜的行程有了歌声就不觉得遥远和漫长，傍晚，我们终于到达朝思暮想的北京。大家互相道别，后会有期，出了北京站，阵阵凉风吹来，啊！好舒服，北京真凉快。第二天，7月30日，大家到各自的单位去报到，又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是7月份来单位的，所以要发给我们半个月的工资，当年大学生第一年是实习生，工资都是46元，我领到了23元。我们都很高兴，新华社每月5日发工资，过了几天，又拿到46元，感觉我们都成了富人了。我和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伴，相约去天安门，逛完天安门就上全聚德去吃烤鸭，原来烤鸭是这么吃的，好吃，便宜，花两元多钱就美餐一顿，下个月发了工资还要来吃。

只是没几年，我们下乡劳动，遇到世事动荡，都没正经工作，吃了一些苦头。再后来，我从上海女学生慢慢地演变成女干部，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又演变成妻子母亲；现在，我们是北京城里说着沪腔普通话的北京大妈、奶奶。当年，有男女学生在列车上相见，或在下关街上偶遇，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组成家庭，六十多年了，回想起这趟列车，会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其实我们已经很老很老了。我们还是上海人吗？不是了。那我们是北京人吗？说不清。而那列满载着歌声的22次车，让我们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