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珂银
前段时期,我父亲有些“胸闷”,起因是他的党龄被“缩水”十年。父亲是1976年入党的,他所在的养老院,今年有几位满50年党龄的党员,可荣获一枚党中央颁发的纪念章,父亲以为他一定也在其中,可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养老院帮他查了组织关系转入记录,入党日期确实是1976年,但有关部门电脑显示的却是1986年,整整晚了10年。如果要更正,就需要原始档案证明。
然而,谈何容易?父亲入党是在湖北随州的一个空军部队,之后调到上海的部队——辗转多处,真的要追踪,委实费工夫。我妈劝我爸,算了,你就再等10年拿这个纪念章吧。我爸大为恼火:“我都90岁出头了,等得起吗?这是我的荣誉,怎么可以算了?”我知道父亲憋屈,但也一筹莫展。没想到,这次我去探望父母,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党龄问题解决了,董丽曼帮了大忙了!小董打了不少电话,跑了不少部门,以至后来父亲过意不去打算放弃,但小董说,再试试吧,不要前功尽弃。直至电话打到了江湾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终于在那里找到了父亲的档案。小董让老公开车两个多小时送她去取材料,而后报有关部门,成功地更正了我父亲的党龄信息。
像这样的个案,在养老院既没有先例,也不是常规工作,能不能办成,全凭办事者的努力和用心。对小董感激之余,我还心存几分愧疚呐。
十年前,我决定送我父母入住这家养老机构,当时院方为我推荐了两位为老人服务的专管人员,让我面谈后选择一位。一位是小吴,另一位便是董丽曼。小吴40岁出头,上海本地人,为人热情。相比之下,小董就腼腆多了,那时她才二十多岁,老家在徐州,她的优势在于专业就是老年服务与管理。相比专业性,我更偏重本地人的稳定性和工作经验,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吴。不承想,数月后,小吴离职,接替小吴的正是小董。我不免有几分担心,怕她因此有想法,冷落我父母。然而,我多虑了。没多久,我父母嘴上经常挂着的便是小董,对她甚是信赖。有一次我陪父母去探望生病的大姑。那时,在手机上叫网约车我还不熟练。父亲说,你就算了,我让小董叫。看好病人回家,我要叫车,父亲又说,我打电话让小董叫。我火冒三丈,明明我在你们身边,你们还要依赖小董,人家会不会想,你家孩子“废柴”呀。我妈在一旁不痛不痒地说,孩子啊,跟年轻人比,你也算小老人了,我上回在电梯口跌跤,摁呼救器,小董马上就带了两个壮硕的小伙子赶来,很专业地将我扶起,换你能行吗?我顿时哑口无言。
两年前,小董升职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没想到她依然尽心尽力,帮我父亲追回十年党龄。我对小董说,谢谢你帮了大忙。她还是那么腼腆,说:“我想帮周伯伯圆一个拿纪念章的心愿,我知道他很在乎,这也是对老人精神层面上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