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钟楼遗缘：一扇屋门，两代藏家
王剑（左一）和父母在自家钟表博物馆
2025年，王剑在第二届上海收藏读书节上发言
王剑与父亲共同记录的钟表资料本内页
王剑与父亲共同记录的钟表资料本内页
黄浦区俞家弄9号的一座亭子间，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声名远播——1983年，这里挂牌“王家钟表博物馆”，主人王安坚把逼仄居室改成公益展馆，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的民间家庭钟表博物馆，常年向市民免费开放（后迁至闸北永兴路），称“九钟楼”。其子王剑受其熏陶，钟情钢笔收藏。二人既是父子，亦是同道而行的藏友。近日，王剑新书《九钟楼遗缘》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讲述了两代藏家沉淀半生的感悟。（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郭爽
从收藏“迷”到收藏“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安坚供职于上海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一台损坏的德国鹰立球挂钟，看着停摆的机件，王安坚心里生出几分好奇，索性动手拆解、试着修理，没想到，靠着他埋头钻研摸索，这个旧钟竟然重新发出均匀的滴答声，稳稳走时。满满的成就感涌上心头，王安坚彻底迷上了旧钟表。
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收藏”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件极奢侈的事。上有长辈要赡养，下有4个子女需要抚育，“淘旧货”无疑最具性价比。那时，小南门和东台路有不少旧货市场、旧物店铺，内里“藏龙卧虎”，王安坚一有空就会去逛。他省吃俭用，烟酒不沾，把大部分工作收入都投入其中。“有一次，父亲在旧货店里看中一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清代南京钟（插屏钟），手里的钱不够，竟把准备过年的存款全取了出来。母亲陈国芬没说一句重话，只是默默把钱递给他，转身去粮店上班了。还有一次，父亲又看上一块瑞士打簧表，就与母亲商量，把结婚时穿的呢大衣送到旧货店寄卖，才凑够钱捧回了表。后来，母亲看到报纸上记者写到这件事，只是淡淡一笑。”
在王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下班回家以后总是在修表。为了能让这些旧钟表重新焕发青春，王安坚日复一日地把一只只钟表拆解、研究，齿轮、发条依次摆开，再一件件组装、反复调试。他到处搜集、摘抄钟表相关资料，绘制各类钟表的机械结构图、不同款式指针图样，将钻研所得一一记录。为了精进手艺，他还一次次到家附近的钟表店，向店里的老师傅请教实操技巧。“刚开始老师傅不理睬他，以为不过是一个年轻人心血来潮罢了。没想到父亲一次次登门，探讨的内容次次都有精进，彻底打动了老师傅，把老手艺倾囊相授。”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那时候王剑就是父亲的“小尾巴”，王安坚偶尔也让他“搭把手”，一点点接触这些精密的物件，还会对儿子的笔记作订正，教会了他做事严谨务实的道理。
王安坚收藏起步之初，集齐了9台可自动鸣报的古董钟表，陈列在家中，每逢整点，钟鸣错落，家庭博物馆最初名为“九钟楼”。从收藏迷到收藏家，历时近40年，王安坚“馆藏”中外古旧钟表百余件，涵盖英、法、德、瑞士、日等国出品，不乏孤品、名品。其中，清代南京钟、18世纪法国皮统钟与日本猫头鹰挂钟，以及一件汉白玉日晷，被视为“镇馆重器”。1985年，美国一位70多岁的美籍华人专程坐飞机来到上海，将一尊重10公斤的明代汉白玉日晷赠予王安坚：“它好比是我的女儿，我女儿嫁到您家，我也就放心了。”“九钟楼”声名鹊起，逐渐成为沪上知名的民间收藏馆，王剑回忆，从沪上收藏名人，到全国知名博物馆，甚至不少来自美、英、日、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国的领事、文化官员、收藏家，都曾来这里“坐一坐”。由于王安坚不仅收藏，更懂鉴别、能研究、会修理，后来多次受邀前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乃至北京故宫，协助修复宫廷古钟，参与海外钟表史料考证，以民间藏家的身份，参与到了专业文博工作当中。
寻常之中的不寻常
王安坚对子女的教育并不“鸡血”，唯独一个要求：孩子们必须写一手好字。王剑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都会要求他写一页硬笔书法，下班回家后逐一检查、改正。一次，王剑在学校写字比赛中拿到第二名，父亲很高兴，奖励了他一支二手的派克真空金笔。“笔杆上还贴着医用胶布，算不上贵重，却是我人生第一支专属钢笔。”从那时起，王剑渐渐迷上了钢笔。家里钢笔墨水消耗得快，父亲会给他4分钱，去街口文具店零拷墨水。文具店很大，笔的种类也多。“柜内有4个长方形玻璃管，里面分别盛有黑色、蓝黑、纯蓝、红色墨水。”店员捏动橡皮管、墨汁缓缓注入空瓶，墨水在小瓶子里荡开，因擦拭墨水而变得“五颜六色”的抹布……这些生动的细节仍清楚地印在王剑的记忆里。
在王剑29岁那年盛夏，王安坚突发急病去世，还不到60岁，只留下了一屋子滴答作响的钟表，裹着时间匆匆流逝。“当时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王剑说。
王剑36岁才结婚生子，他的藏品钢笔与父亲一样，是以“传统方式”一支一支攒下的。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花600元重金购入一支“心头好”。王剑回忆，有一年，单位组织去母亲的家乡扬州旅游，临行前，母亲再三关照他要买两瓶扬州的酱菜回来。可王剑一到扬州，顾不上游山玩水，便直接拐进老街上的旧货店淘笔，果然发现一支早年的“金星”牌金笔，这正是他收藏品中的“缺门”。400元，他口袋里的钱不够，就把母亲买酱菜的钱也“凑”上了。回到上海，母亲听后没有任何责怪，笑道：“酱菜下次还可以买。”
于是，钟表、钢笔，这两种普通人生活中的寻常物件，终究被父子俩做到了“不寻常”。王剑的钢笔收藏，也在其领域声名鹊起。1994年，美国派克公司与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联合主办“世界古董名笔展示会”，为了充实、丰富展品，派克公司几经周折找到王剑，对他的收藏大为震惊，再三邀请，王剑同意提供部分藏品参展，并获得了8000元人民币“参展费”。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然而拿到钱后，他转身就进了当时的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一分不剩，全部捐了出去。连当时报道这件事的记者都不由写道：“他大龄未婚，家里至今还是老掉牙的黑白电视机，父亲还留下了一座‘钟表博物馆’需要扩充、发展，都需要钱……”
藏在时间里的爱
退休后，王剑得空开始整理自己与父亲的收藏，并在上海市收藏协会创始会长、上海收藏读书节组委会主任吴少华的鼓励与帮助下，整理、撰写并先后出版了《笔缘——古董钢笔收藏欣赏》《钟表情缘》《九钟楼遗缘》3本收藏专著。然而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王剑的回忆似乎被拉到了纸张之外。记忆中的父亲，不仅精通钟表技艺，业余还热爱读书、擅长养花，喜欢研习书法篆刻，曾求教诸多书画大家。生活困顿，不失风雅，一草一木、一器一物，经他手后，都能“摇身一变”。“比如我家那个比我还大两岁的小凳子，就是父亲亲手做的，当时生活艰难，他仍在凳身雕上南瓜藤纹样，既要实用，也要符合审美。小时候没有空调风扇，盛夏酷暑全靠一把蒲扇纳凉。集市上买来的素面蒲扇，父亲先用牙膏粉仔细擦去扇面污渍，再提笔写下‘清风徐徐’‘业精于勤’等短句，还为每个孩子的扇子都写上名字，再点燃酒精灯慢慢烘烤扇面，就成了‘独家定制’，难得吃次火锅，父亲都要用从旧货市场上掏来的高烟囱紫铜暖锅，这样吃起来才正宗。一家人挤亭子间时，他安装了一个简易的脸盆，还用脚踏车的废旧内胎稍作修改做成了脸盆的下水管。这样，我们一家人每天早晨洗脸刷牙，就不用跑到底楼公用水房了。”
尽管物质条件十分有限，但父母对孩子的爱从未减少。“记得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周末下午，父亲带我去看书画展。回家路过糖果店，他让营业员给我称了一两松仁粽子糖。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高级的糖，糖里包裹着松仁，吃起来又香又糯。每年春节前，母亲会把省下的钱为我们几个孩子添置新衣。有一年夏天，母亲还在南京路西藏路转角处的‘人立’服装店为我买了一件麻料格子短袖衬衣，后来拍小学毕业照时我就穿着这件衬衣，同学们看到后都很羡慕。但父母自己的吃穿却很节俭，父亲没吃过粽子糖之外的零食，后来他被推荐当选为市政协委员，是穿了一双在旧货店淘回来、自己DIY‘美颜’后的棕色皮鞋去参加新一届市政协开幕会议的。”
父亲走后36年，“九钟楼”一直在，其中的钟表仍滴答作响，准确报时。母亲已97岁高龄，住在医院调养，王剑与哥哥姐姐轮流照顾。王剑这几年出版的书，总是先拿去给母亲看看，请她“把把关”，“母亲仍像年轻时一样宠我，夸我书写得好，而且夸得不重样。比如这第三本《九钟楼遗缘》，母亲夸我把父亲写‘活’了”。
作为收藏家，王家父子都不富有，他们在普通岗位勤恳工作，始终坚守收藏初心。“父亲当时建立家庭博物馆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也从未想过靠藏品牟利。曾有人出高价求购，都被父亲一一婉拒。这也许正体现了海派收藏接地气、有情怀、重担当的特质。他常说，这些旧钟表是历史的见证，是大众共有的文化财富，免费供大家观赏、了解，才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在父亲看来，一件藏品本身价值连城，若是持有人品行不端，那藏品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反之，哪怕手中只是寻常物件，做人坦荡正直、待人真诚友善，这份本心，远比金石玉器更加珍贵。他常对我说，做收藏要先学做人，心正了，眼光才会正，走的路才能长远。人品，永远高于藏品。”
这些话，当时年少的王剑似懂非懂，只记在心里。如今再回味，就像记忆中的松仁粽子糖，走过大半辈子，历经风雨，在记忆中愈发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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