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友情深

孙近仁

孙大雨与徐志摩两位诗友，堪称莫逆之交。他俩同为新月派诗人，志趣相投，而且性格又近似。孙大雨多次说过：“徐志摩为人极好，单纯到近乎天真。”其实，孙大雨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待人接物没有心机，其天真的程度并不亚于徐志摩。这大概是诗人的“通病”吧。

他们之间何时开始相识，有人说可能源于1924年印度诗圣、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来华访问期间。那时孙大雨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清华大学前身）就读，适逢泰翁入住清华园内荷花池畔的客舍，他趁机拜访泰翁，两人促膝交谈诗艺，临别泰翁还亲笔题词相赠。有人鉴于泰翁在华期间由徐志摩全程陪同，因此推论孙、徐相识始于此。不过，孙与泰翁用英文交谈并无障碍，毋需外人助译，且日后孙大雨谈及此事时从未言及当时徐志摩也在座。

1926年闻一多留美回国后，就任北平艺专教务长，住在西单梯子胡同，与几年前被他誉为诗坛的“清华四子”的住所近在咫尺，由此昔日的诗友又欢聚一起，畅谈新诗的发展。后来闻一多因家属去北平，迁至西京畿道34号，“四子”又常去这新居，其时由蹇先艾介绍，徐志摩也来到这个诗歌“沙龙”，徐志摩曾著文说，闻一多那三间画室是清华那群新诗人的“乐窝”。孙大雨与徐志摩的交往应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1年徐志摩的《猛虎集》出版，他即把这本新出的诗集题赠孙大雨，上款为“大雨元帅正之”，下款则自谦具名为“小先锋志摩”，由此可见他对孙大雨的看重。徐志摩对孙大雨创作的新诗评价甚高，竭力推崇。他对孙大雨所写的《诀绝》《回答》《老话》三首十四行诗评论道：“大雨的三首商籁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又对孙大雨的长诗《自己的写照》称道：“我个人认为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徐志摩对孙大雨信任有加，他生前曾将内藏手稿、日记、信件的一只小皮箱托孙大雨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下落不明，这令孙大雨痛心不已，他在“未还抄家物资清单”上亲笔注明：“一棕色小皮箱，内有徐志摩手稿”。另据专注于新文学史料的作家韦泱所称：徐志摩有一只小皮箱在他南归时先携至故乡海宁硖石镇，后又移至凌叔华处保存，胡适、沈从文都知此事。说到沈从文，他也是孙大雨的好友，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二十今人志》一书中，罗列了吴宓、胡适、老舍、徐志摩、孙大雨、李叔同、章太炎、周作人、梁漱溟等20位文化界名人的个人志，《孙大雨》一篇就是沈从文撰写的。1933年孙大雨受胡适之邀，去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他与胡适之间有过一次有关新诗格律的争论，胡适认为新诗不需要格律，孙大雨则力主新诗应创建格律，虽然两人意见相左，但学术争论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1933年孙大雨与孙月波在上海新新公司楼上举办婚礼，胡适亲自到场致贺词，1935年孙大雨在北平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黎琊王》就是在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赞助下，历时一年译成的，这是我国第一部诗体迻译的莎剧。至于说到凌叔华，孙大雨于1930年留美归国后，经徐志摩介绍，先到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其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兼外文系主任，陈西滢的夫人就是知名女作家凌叔华。凌后来长期客居英国伦敦。1983年《新文学史料》载有她的《谈徐志摩遗文——致陈从周的信》，文末提及：“我到西方已近三十年了……孙大雨现尚在沪否？在日本占领上海时，他和郑振铎到旅馆来看我，教给我一些行路难方策，帮我逃过敌人陷阱，如见面迄代致意。1982年10月15日”如此看来，徐志摩的这个棕色小皮箱，是否可能在凌叔华去国前转交孙大雨保存的？现因当事人均已不在，业已无法查证。

1926年徐志摩偕陆小曼移居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孙大雨与徐志摩时相往来。孙大雨与徐志摩是诗友，孙大雨的夫人孙月波与陆小曼可谓画伴。孙月波曾在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就读，后又师从贺天健学画，陆小曼也受业于贺天健，两人可谓师出同门，她俩从此成为闺蜜。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后，孙月波常携独女孙佳始一起去探望陆小曼。

世事沧桑，而今孙佳始也已垂垂老矣，她回忆小时候见到的陆小曼，说道：“陆小曼那时留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和蔼可亲，但却黄脸枯瘦，和‘美人’两字无缘，这大概与徐志摩的遇难以及她有胃病痼疾尝试吸食鸦片止痛导致成瘾有关。”当孙大雨听闻徐志摩的噩耗时，真是痛心疾首，奋笔写下一首悼诗《招魂》。此诗哀怨悲咽，载于1931年12月出版的新月《诗刊》第四期，该期为同仁悼念徐志摩的专辑，出完该期后，《诗刊》也随着徐志摩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