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堂“听壁脚”

陈佳勇

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报社做记者，做记者的人天生有好奇心，遇到突发事件、有趣的事情，总想着第一时间记录下来。有一天中午，我赶去上海火车站取一个铁路包裹，刚出地铁站，就在南广场买了两个茶叶蛋。正吃着，抬头看见秣陵路一处工地着火了，二话不说赶紧拿出包里的数码相机拍照，接着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那会儿报社“追求最鲜活最实用的新闻”，尽管我不是社会新闻记者，但单位要求我写个简讯。最惊奇的是，第二天的报纸上，我拍的那张火灾照片还发了个“二栏图”，数码相机就这么咔嚓一下，图片稿费都够我买三十个茶叶蛋了。

很可惜，我的记者生涯很短暂，但好奇心职业病一直保留着，并且延展到了日常生活中。譬如在饭店大堂吃饭时，但凡听见隔壁桌的客人谈话“有料”，我的耳朵就会自动竖起来，本能地去“听壁脚”。记得张园还不叫张园，仍叫张家花园的时候，那里有一家海港宾馆，中餐厅的饭菜很有特点。有一回我在那里吃饭，两人吃饭自然安排在了一楼的大堂散座。吃饭全过程，只听见身后有一张散台，全程都是一位上海爷叔在高频输出，不停地“豁胖”。

“妹妹，我是山上下来的，上海滩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事情。”“妹妹，你知道上海话‘山上下来’是什么意思吧？”我记得那餐饭我吃得特别安静，心思都在“听壁脚”上了。听到最后，我的脸部肌肉快绷不住了，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赶紧买单走人。结完账准备离开时，我特意转身仔细打量了身后的那位“大亨爷叔”，只见他身着一件花衬衫，头颈一条很粗的金项链，手上还有一枚金戒指，且是那个年代爷叔最喜欢的“大方戒”。大概看到我那一副即将绷不住的表情，爷叔狠狠地回瞪了我一眼。那一幕，永远印刻了下来。

那会儿吃饭，年轻人都是喜欢坐散座的，主要是情侣二人吃饭居多，或者就是三两好友餐叙，一茶一坐、新旺、广州蕉叶，都是“听壁脚”的好地方。所听到的内容，无非就是单位里谁最得势，谁最喜欢拍马屁，谁又失恋了，谁的男朋友其实是个妈宝，这么大的人了，袜子都是他妈妈给他买的。无一例外，都是最市井、最生动的故事。

我听到过的最好笑的一个“壁脚”，是两个女生在一起吃饭，其中一个女生说起她家里养了一条“雪纳瑞”，非常可爱。那位女生接着向闺蜜吐槽，说自己被公司派去国外总部三个月，只好把小狗寄养在钟点工阿姨家。等到三个月后她回来，用过去小狗最熟悉的英文“雪纳瑞”呼唤她的小宝贝时，小狗一点反应也没有。正当她郁闷时，阿姨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一声声“小妞、小妞”呼唤，那“雪纳瑞”瞬时开心起来，赶紧向阿姨奔去。闺蜜大笑，连忙问女生，那现在小宝贝的称呼改过来了吗？女生说，改不过来了，我只好叫伊“小妞”了。

过去，在大堂散座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听故事，两不耽误。但最近几年，我已经很少去大堂散座了，即便是两三个人吃饭，都会订一间小包间。这里面，其实是个人心境发生了转变。有时候碰上好吃的饭店，只剩下散座，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下。用餐全过程，却总是心神不宁，话也不敢大声说。两相比较，少了几分洒脱，多了许多顾虑。

有的饭店包间不够，但想着尊重顾客隐私需求，发明了“半包”。有一回，我就订了这么一个“半包”，因为有屏障，隔壁桌客人长啥样不知道，说啥话却听得一清二楚。因为我的客人迟到，我便把隔壁半包里的“生意”仔细听了一遍，等到我的客人一到，我连忙说，今天我们纯吃饭，啥事都不用谈。类似经历一多，自己也觉得烦了，饭都吃成了“商务”，吃成了“惯例”，吃成了“规矩”。即便如此，个人的潜意识里早就默认了这些，包括我自己。

前段时间，一位老大哥约我餐叙，其余受邀的都是他的企业家朋友，但彼此不认识，都是老大哥的单线朋友。当天晚上我第一个到，去了之后发现是一张大堂的八人圆桌，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位老哥，我们彼此交换了信息，确认了都是老大哥的客人。于是，三人开始尬聊起来，但彼此的神情一看就是“大堂恐惧症”的典型症状。恰好边上还有一张大圆桌，一帮年轻人正在团建聚餐，好生热闹。正当我们焦虑不堪时，突然饭店服务员跑过来说，某某总来了，他把餐位换到包房了。我和两位老哥那叫一个开心，赶紧起身走人，待进入包间后，大家果然如释重负，刚才的种种不适瞬间都消失了，话也敞开说了，事也尽情聊了。不得不承认，与大厅里的年轻人相比，我们这些都属于“中登”“老登”了。此一时，彼一时，散座的经历就这么远离了，如今，包间成了我们现时最适宜的“安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