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参拜完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旋即飞赴澳大利亚。据新华社报道,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敲定远程导弹试射合作。与此同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随着日澳防务合作从演习走向实战,澳大利亚的角色恐怕远不止“场地提供方”那么简单。
日澳防务合作质变
继日本4月赢得为澳大利亚“定制”护卫舰的大单后,此次日澳双方又确认将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展开合作。小泉进次郎宣称,若成功实施试射将是“开创性的一步”。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可在多方面为日本提供所谓“战略纵深”,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发射场正是其中之一。
所谓“战略纵深”,已成为近年日澳防务合作的关键词。日本借助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的地理空间优势,弥补自身因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而难以完成导弹全射程测试的短板。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教授指出,日澳此次达成的实际上是构建“战略纵深”的合作框架。“值得关注的是,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将成为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的海外后方,将进一步模糊日澳在防务合作与作战能力共同建设之间的界限。”再次证明两国防务合作正突破以往联合军演、基地互访的层级,发生质的转变。
去年澳大利亚在海军护卫舰招标中,选择了日本三菱重工的“最上”级。今年4月小泉进次郎访澳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价值100亿澳元的合同。首批3艘为澳大利亚定制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将在日本本土建造,剩余8艘将由澳大利亚造船厂承建。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大规模出口主战海军装备,也是澳大利亚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护卫舰采购。
然而,这并非一桩单纯的军购买卖。陈弘指出,由于“最上”级护卫舰后续制造、维护及保障工作均将延伸至澳大利亚,此举事实上开启了迄今为止日澳最大规模的防务工业合作。“‘最上’级护卫舰成为日澳防务关系走向装备体系、军工产业及长期作战互动深度捆绑的重要载体,由此带来的,是日澳军事关系进一步走向准同盟化。”
澳为谁的野心买单
然而,澳大利亚是否真的想清楚自己将在地区安全格局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果?
在日本近来以“自卫”“反击”为话术,试图摆脱和平宪法第九条约束的背景下,陈弘指出,澳大利亚实际上正沦为日本军事能力外延发展的试验场、日本军事工业国际化的重要市场、美日军事体系向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延伸的连接器。一旦澳大利亚发射场向日本自卫队试射开放,为日本提升所谓“反击能力”尤其是远程进攻能力“创造条件”,澳大利亚将成为加剧地区安全困境的深度参与者。
日澳此次深化所谓“战略纵深”合作,也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意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访澳期间宣称,日澳关系是“推进前沿性安保合作的志同道合国家协作的领跑者”。陈弘认为,所谓“志同道合”实际是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在“威胁”认知上趋同,在军事体系上兼容,以美国主导的地区战略架构为基本坐标,将本具包容空间的地区秩序推向危险的阵营对抗。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
“澳大利亚一方面希望维持对华贸易投资与人员往来,获取中国市场的现实红利,一方面却不断将对中国的防范延伸至更多领域。”陈弘指出,倘若澳大利亚在军事、安全、科技等领域继续遵循美日“剧本”,与日本推进“准同盟”合作,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最终恐怕将为他国的野心买单。“澳大利亚需要认识到,如此行事侵蚀的不仅是中澳经贸,还有相互信任和制度性合作的基础。而澳大利亚牺牲的是战略自主,以及建立在地区安全稳定之上的自身安全。”本报记者 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