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报

梅子涵

我要到了周慧连的电话，打过去。他说：“哪一位啊？”“啊呀，是子涵啊！”他记得住我的声音。

他的声音也依旧：抬得高高的活跃，任何时候不会疲沓，很明亮，气息笑嘻嘻。他的声音好像是不善于叙述阴天的，但也不高呼口号，有幽默感，最容易亲近。他是上海金山人，一个著名的郊县，现在是区，他说的话也是金山上海话，上海各个县都是说着各自的上海话，有些不一样，有些相差无几，听上去却好像都一样。

都有泥土味，稻香味，小镇青石板味，小河流水味……都有蓝印花布味。那是从前上海郊县共有的布料，粗粗朴朴，看上去都差不多，也都是以差不多的工具、心情纺出，织成，平铺直叙的构成中，劳作，出客，简易和美，集于一身，最适合行走于江南水乡的上海阡陌、镇市，与稻田、水泊、茶馆、书场……都相辅相成。

很多年前，我行走在知青岁月，脑中的思想，脚下的步履，虽都不算清晰，但听着乡间高音喇叭中传出的沪剧，总觉得是最适合上海的田野听的，在镇上的巷子里悠悠回转，不夸张的旋律和唱句，艺术得很生活，切切实实，听着，精神不至于异常高亢，但对生活的依恋，对一锅米饭和粥的爱惜一定是增添的，持续不变。

我怎么记得周慧连也穿过一条蓝印花布的裤子，它也是男人可用的布料。

他也会唱几句沪剧。

他是要考中央美术学院的，已经报了名，被告知，考试要推迟半年进行，但是后来没有进行，那一年的中考、高考，都没有进行。

他是一个艺术力活泼的人，勃勃的兴致和感觉如同他的声音，抬得高高，又出手迅速，一块黑板报、一张小报，总是在愉快、轻松间便已告捷。

我和他共同办过一张小报。那是砖瓦厂的“官媒”，是我俩想出的花样，我们是不用非想出那花样的，可我也是个满心勃勃兴致的人，他是高中生，我是初中生，我那时心里没有一个艺术学院，但是文学学院已经有了，可能还有新闻学院，我写文字，他刻蜡纸，他是美工和版面设计，他负责印刷。我们在那个暗暗小小的食堂旁搭起来的“披房”里，它既是广播室，也是政宣组，那个年月的任何地方都有政宣组，那其实是一个很需要也重要的地方，它诞生过很多后来的艺术家、文学家，不少人的履历中都有那个站点，于不自觉的文字、美术间，单纯而天真地踏上了未来的路。

我和周慧连为小报想出了最利落、清楚的名字：《窑厂通讯》。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名字是不是？

我后来从事文学写作，起了很多篇名、书名，很多都耀眼，明晃晃的，但现在想起这个名字依然觉得是那么好，虽没有新意，质朴得如同一块砖、一片瓦。每出一期，就贴进橱窗，贴到食堂门口的墙上，上面都是厂里的事、厂里的人，没有轰动的事，全是革命名义下的小事、好事。

都是通讯员们写来，我认真修改。还有自己投稿的小诗、小散文。虽然免不了会有些口号般的句子，但也都是那时的思维和情感里喊出来的，没有多少口是心非，没有假人假事。未令人感动得眼泪汪汪，未深刻得皆是真理，但它们都是我们自己笔下的。想想多可贵，而且优美。

每个人的文字都写上他们的名字。我自己的也写上。我很看重那份光荣。我搞广播，播自己写的诗、散文，都要说作者的名字。领导和我商量，领导也是知青，他让我最好不要说自己的名字，我说，那不行，这是我写的！领导也算是一个不那么固执的人，就由我去了。

很多年后，他在澳大利亚，我们在电话里聊天，我问他记得这事吗？他说：“不那么记得，但是这种风格很像是你的。”他说：“那时很容易这样不合逻辑，版权所有，不写名字算什么意思啊？”

我们笑回到青春。青春容易跟随历史走，青春不悔，幼稚可贵。

周慧连刻蜡纸真是用心。他的仿宋体、美术字，都好看。

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健康，时或小毛小病，但他是一个奔跑着的行动者，艺术能力在他的身上会乓乓作响！

我问他，还记得这张小报吗？他说，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但记得有一次刻蜡纸，钢板生锈了，他就用汽油擦。我说，我记得你擦的样子。

我说，我后来写了一些书，写了很多文章，却经常忘记了写过这文章、那文章，也会忘记参加过这个会，主持过那个论坛，但是我记得住我俩办的这张小报，相当于现在的A5或A4纸大小，纸质很薄，两面印刷。油墨香喷喷的，他仔细地一张张分开，不让它们互相印上，等干了些再叠拢到一起，发到知青的手里。

那些写过稿的通讯员一定都会记得，那是光荣。那些写过诗和散文的，后来也没有成为诗人和散文家，但是他们在那时写过，他们写过年轻。

许多读过的知青，也许忘记了有过那张小报，但是如果聚拢了坐下说起，会从昏暮的记忆中闪出，飘忽而来。

遗憾的是，我没有留下一张，现在可以爱惜地看，可以手有凭证，可以放在一个显眼的橱里，看见了便是一阵光芒，也展示给别人看：“这也是我的文学学院、新闻学院！”

岁月的意义最在于它首先是有过的岁月，再夸张地说也合理。

周慧连说，子涵，你现在写在报纸上的那些散文，我每篇都读过，砖瓦厂很多别的人也都读过，大家转来转去，真好啊，子涵！

我说，我们一起办过《窑厂通讯》，我的文字被你刻下过！它也是我的文学，散文。

他刻下的也是我的后来路。我们那时没有想过未来，只是兴致勃勃地干着一件工作的事，喜欢的事，蓬勃青春的事。青春是那么好，它能无意地突破年月，刻写自己的段落，自己的序言。

我让他代我问候他的夫人张民权，她是一个那么温和的人，像个大姐，没有尖锐，他们两个都没有尖锐，性格比我好很多。她是金山最好的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能考进大学的，但一直在砖瓦厂待着，周慧连后来成了农场的领导，民权跟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