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条件”

◆郝建荣

14岁那年，我心底突然萌生出了一个滚烫又急切的念头，想要一台收音机。

上世纪80年代初的苏中农村如皋，物质和信息都非常匮乏。世界被田埂、河流、村口古树的大喇叭所包围，大喇叭里播放着遥远的新闻。

父亲在老家张家坊的土窑做旺砖。我要买的一台收音机近20元将要耗尽他几个月的工资。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开了口，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好久没说话。良久，他猛抽一口，把烟蒂压在泥巴上，站了起来。

“好啊。”他说。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几乎要跳出来。“但是有两个条件。”他抬眼看来，眼底虽浑浊如蒙尘的琉璃，却藏着窑火般炽热的光，那光里裹着的真相，烫得人不敢直视。

“第一个，今年腊月二十四，家里做馒头，你负责打笼锅。”

腊月做馒头是当时农村人为防“春荒”所准备的食物。所谓“打笼锅”，就是蹲在灶台前负责烧火。那不是烧火，而是一种持续几个小时的煎熬。蒸馒头的火好像特别热，锅门口涌出的热浪，能把你脸上的最后一滴水烘干，柴火的灰烬会钻入你的头发，扎入衣领，与汗水混在一起，变得又黏又痒，那真是一个累人的活儿。

“第二个，”父亲不看我瞬间崩溃的脸，说：“我买了收音机给你，你要给我有出息。”

“有出息”这两个沉重的字，在当时的我们农村，字义是模糊的。大意是说你要像庄稼一样，“长势喜人”。

我咬紧牙关，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好。”

春节前，父亲真的买回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暗红色的外壳，放在堂屋唯一体面的桌子上，就像来自威严的未来世界的信使。有一天，我在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听到征文的通知。我想起了父亲的第二个条件。也许，这是模糊的、可以触及的路径。

我趴在煤油灯下，在作业本上写征文，连续写了好几个晚上。写完了，走了十几里路，找到了乡政府所在地沙庄邮局，把征文投进墨绿色的邮筒。

有一天，村支书找到我家，拿着一个包裹和一封信，喊我父亲：“老二啊，你家伢儿厉害！广播征文二等奖！”

奖品是十本书，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一本本拿出来，有《青春寄语》，有《理想与追求》，还有别的书，书是崭新的，墨香浓郁。父亲不识字，但他还是拿起一本书翻看，摸了摸封面上的字，然后把书放在我手里说了一个字：“好。”

父亲在2015年正月初九这天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在他放烟丝的铁盒里，发现一张25万元的存单和一张叠成正方形的纸，打开一看，是我获得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征文二等奖的奖状。

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10年。一日，我捏着那张奖状，在办公室窗前午后的阳光里站了很久。我突然想起父亲浑浊而坚定的眼神，想起他说的那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那日我打了一天的笼锅，明白了生活最基本的温度；第二个条件，我用了半辈子，或许还在回答着。

这算不算“出息”？收音机不会回答，父亲也不会了。只有我手里的笔，和老家张家坊那片被他汗水浸泡过的土地，在沉默中，继续着某种无声的、滚烫的感受。

（作者系如皋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作品入选多种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