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中有光，人间有情

富晓春

在我的书房案头，摆着一对来自新民晚报的瓷质茶杯，我美其名曰“夜光杯”。这对看似寻常的瓷杯，盛的是日常的烟火，藏的却是我与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半生不解的情缘。

因赵超老的缘故，我二十来岁就开始订阅新民晚报。当年邮路不畅，上海的报纸捎到我居住的山旮旯，新闻成旧闻；可我并不在意，我订报，本就是为读副刊“夜光杯”，读林放先生的“未晚谈”。

那些寂寥的日子，新民晚报成了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陪伴，“夜光杯”副刊上的文章，更是我案头研读的范本。林放的“未晚谈”等专栏，还有很多大家的散文，篇篇皆佳作。

林放杂文，是我的最爱，我将其当冷笑话读。犹记他在“未晚谈”中，谈及因与我国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同名，一位跟邻居闹纠纷的读者竟给他写长信，要求他在联合国为其呼吁。读到此处，我不禁哑然，继而又喷饭。每见一人，便复述之，闻者皆笑翻。我特意打印数十份，分赠文友共赏，一时成为当年小县城文化沙龙的热门谈资。

我年轻时订过不少报刊，最终却只笃定收藏两样：一是光影流转的《大众电影》，二是文字温润的“夜光杯”副刊。副刊起初半年合订一册，后扩版有了星期刊，便改为每季一册。日积月累，报刊合订本越堆越多，家中实在无处安放。

调到温州工作那年，新购的居室较之老家逼仄多了。我只得忍痛割爱。找到收废品的阿姨，分文不取，再倒贴往返两趟三轮车费，我只有一个条件：不当废纸处理，务必卖给旧书摊。

我不再只是读者，后来也成了“夜光杯”的作者。第一次投稿，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上卫校时的老师王贵淼合写了一篇纪实文章，最终却见报于社会新闻版。虽稍有遗憾，但仍满心欢喜。我心里悄悄揣着一个念想：时任社长的赵超构先生，会不会看到这篇文章？

多年后与其女儿刘芭姐见面，我忍不住问起此事。她笑着告诉我，父亲当年不仅看到了，还指着报上的标题和作者姓名说，这篇写文成老家的纪实文章，作者和主人公都姓富，与外婆家同宗共族，都应是咱家亲戚。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未能当面拜见赵超老。这也算是冥冥之中，我们“走”得最近的一次吧。

2003年春日，我陪同刘芭姐回到文成故里问祖，无意间觅得一组赵超老早年极为罕见的青少年旧照。归来后，我将此行见闻草草成文，后经编辑指点，三易其稿，最终被安排在星期天夜光杯“记忆”推出。正是这篇《赵超构：隐在老照片背后的旧事》，给了我继续深耕细作的勇气与方向。我在原文仅三千余字的“雏形”上，不断增补史料、铺陈笔墨，最终蜕变并完成了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人物专著《报人赵超构》。前些年参加报社活动，获赠一对瓷杯：一只镶葫芦，取“福禄”谐音，饱含中式祈福之意；另一只嵌燕子，是新民晚报的标志性意象，正应和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