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

鲁传江

本来幻想老乡能帮我找份体面的工作，老乡却说：“你初中文化，又没专业技能，卖猪肉门槛低、上手快，适合你。”那晚，狭小昏暗的出租屋里，我对着镜子看了许久，心里犯嘀咕：我这辈子，难道只能靠卖猪肉过日子？镜子裂开的口子，像张开的嘴巴，也在嘲笑我。

虽有不甘，却也懂老乡的话。来上海这些日子，我先贩西瓜，再卖蔬菜，起早贪黑仍难安稳，走投无路之下，咬牙接手老乡的肉铺。从此，围着肉铺转，每天重复着固定节奏：凌晨三四点，赶往大场肉联厂挑新鲜猪肉，回到菜场，分割整理，将猪肉分类摆放整齐。最头痛的是处理猪爪，既要刮净绒毛，又要修整形状，让猪肉有卖相，稍有倦怠，客户来了常常会手忙脚乱。日子平淡琐碎，虽满身肉夹气，但几年下来收入还比较稳定。

让我意外的是那年五月的一个电话。那天，上海的天气明显地燥热起来，我忙完摊位上的活，正和老顾客闲聊世博会，手机响了。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说，全国总工会要拍一部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宣传片，将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上播出，之前专业演员拍的版本因不够真实未获通过，想找有亲身经历的农民工出演，邀我去聊聊。

我蒙了，连忙推辞：“我就是个普通卖猪肉的，没读过多少书、没半点演技，别耽误你们的事。”架不住工作人员热情邀请，我匆匆赶到曹杨路老西宫。一见到导演，从他的眼神里我就知道他对我没兴趣，对同样被邀请来的朱雪芹，也不太满意。我们都是在底层打拼的农民工，穿着朴素，和专业演员悬殊。导演当场说要重新物色人选，我心里反倒没失落，只当这事本就与我无关。

没想到，剧本讨论会时，主办方仍邀请我和朱雪芹参与，说说农民工的真实生活。我看着剧本里生硬脱离实际的情节，想起自己和老乡们的打拼艰辛，鼓起勇气结合亲身经历提了几个小建议；朱雪芹作为农民工劳模，聊起我们的奋斗与困惑，说得实在真切。短短十分钟，导演当场拍板：“男女主角就定你俩，你们最懂农民工，拿出真实的自己就好。”

得知朱雪芹要演我的“妻子”，我十分不好意思。她是知名农民工劳模，上过电视、受过表彰，比我优秀太多。我暗暗告诫自己，就算演不好，也不能拖后腿、辜负信任，更不能给在上海打拼的农民工丢脸。

拍摄比我想象中辛苦。第一场戏拍我在工地打工，正午太阳毒辣，地表灼人，我穿着厚工作服，戴着安全帽，推着几百斤重的砂浆车，重复推车、卸车的动作。汗水浸透衣衫，紧紧粘在身上，手上隐隐作痛，直到拍摄暂停，才发现手掌上好几个水泡已磨破，血丝混着汗水又痒又疼。

可我没喊过苦累，农民工在外打拼，哪有不流汗受累的？这场戏结束后，导演过来给我擦汗，赞许地说：“就是这个效果，这才是农民工最真实的样子，这份韧劲很打动人。”我笑了笑，只希望通过镜头，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农民工的真实状态。

最让我犯难的，是离别家乡、与“妻子”因生活吵架的戏。拍摄前，导演试探着问：“小鲁，这场戏需要你真情流露，把委屈和对家乡的思念表现出来，最好能哭出来，你能做到吗？”我犹豫着说：“我试试，我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哭过。”导演安慰我：“不用勉强，跟着心情来就好。”

灯光亮起，镜头对准我的那一刻，情绪瞬间涌了上来。我想起远在安徽老家的母亲，头发早已斑白，眼角布满皱纹，每到年关，她总会独自站在村头土坡上，手搭凉棚，念叨着：“大头，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想着母亲的牵挂和自己的奔波不易，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哭得这么投入，后来我听工作人员说，导演当时也眼圈泛红，说这是最动人、真实的情感。几天的拍摄结束后，我拿到一笔劳务费，没多想就通过华池路菜市场工作人员，全部捐给了玉树灾区。老婆看到捐款名单，笑着打趣我：“鲁传江，幸亏你排在第一，否则你外面有‘妻子’的事，我可跟你没完。”我笑了，深知一个普通农民工能在上海立足，离不开身边人的帮助，同胞有难，尽微薄之力，心里踏实又自豪。

后来听说，宣传片如期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上播出，得到了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认可。他们给我寄来感谢信，满是肯定与鼓励；同年七月，领导们来上海参观世博会时，还特地绕到我的肉铺来看我，询问我的生意和生活。

直到现在，我依旧守在肉铺里，重复着分割猪肉、招呼顾客的日子，偶尔想起拍戏的经历，心里便多了一份温暖与坚定。我渐渐明白，人生没有天生的主角，所谓主角，从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人物，而是平凡岗位上坚守本心、努力生活的人。

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来稿请发：ygb@xmwb.com.cn，邮件主题标明“新大众文艺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