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嘱托

李天扬

关于“杯有光”展，似乎写不尽，说不完。今天说说最重磅，也是最动人的一封信。写信人：巴金。信如下：

毓刚同志：

信都收到。谢谢您告诉我那些事情，我应当写封较长的回信，我有不少的话想说，但是我没有条件从容地在书桌前坐一两个小时，写完一封不长的信，我的确是一个病废的人。我担心过一两年我也许会离不了轮椅，或者就躺在床上起不来。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搁笔。像我这样一个人，一旦放下笔，那就什么都完了。使我苦恼的就是这件事。为了安慰自己，我就这样决定：反正笔在我手边，搁不搁笔我自己说了算。所以您那篇文章尽管写下去，不必征求我的同意。只要不说假话，我就拥护。倘使多说几句真话，那么子孙后代都会感激。写吧，给后人多留几句真话吧。我们都有责任。

祝

好！

巴金

二月廿日

读这样一封信，任谁都会感动。但是，如果读者亲临展厅，亲眼见到信的真迹，感动之外，还会受到震动。这封信，写在杭州市作家协会的300格稿纸上，从笔迹看，短短200多字，至少分了四五次写，换过两三支笔。信一开头，只写了十几个字，就搁笔了，可见书写对巴金来说，已是多么艰难。

检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书信编》，收有致沈毓刚信十一通，此信亦在其中。通读这十一封信，颇多感慨，他数次在致沈信中说到写字难，早在1984年11月18日，巴金就告诉沈毓刚，“我写字困难”，故“未能回信”；1987年7月3日，说“因为身体不好，写信十分吃力”，同年8月20日，说“写字困难，不得不搁笔”。相信，在给其他人的信中，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很多。饶是如此，巴金是个极重友情的人，在“写字困难”的晚年，他仍然一笔一画，亲笔回复朋友们的来信。

回过头来再来读这封信。在表示“搁不搁笔我自己说了算”之后，紧接着，巴金对沈毓刚说：“您那篇文章尽管写下去，不必征求我的同意。”这，是指哪篇文章呢？

这一年的2月14日，沈毓刚发表《与开垒谈〈巴金传〉》，收信对象，就是《巴金传》的作者徐开垒。沈毓刚在这封信里，谈了自己对巴金的理解和对这本书的期许。沈毓刚说：“我一直觉得对他相当了解。他是最坦率的作家，永远把火热的心献给读者……”他说，“我的看法是写《巴金传》要更认真地阅读巴金的作品，从他写的大量序、跋、后记等等，你可以看到老人的心:痛苦的心、希望的心、斗争的心”，才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为什么永远不肯放下手中的笔”。

为什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早于巴金写信的日期呢？我想，许是因为复信慢，巴金已经通过电话等通信手段，让沈“尽管写下去”。认真的巴金仍然坚持写完回信。

再往下，就到了这封信的最大看点了，巴金写道：“只要不说假话，我就拥护。倘使多说几句真话，那么子孙后代都会感激。写吧，给后人多留几句真话吧。我们都有责任。”到此，信戛然而止。

这封信，虽然巴金写了好久，但只加了一个字，就是那一个“多”字。“给后人多留几句真话吧”，这是巴金对沈毓刚的嘱托，也是他对世人的嘱托。

众所周知，“说真话”，是晚年巴金的标志之一。仅从巴金致沈毓刚的信中，就可以看到不少关于“说真话”的相关表述：

“我的确常常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我总觉得太多的空话、大话、假话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1987年7月3日）

“倘使我能多活两年，可能还要写一本小书，对后代子孙再讲几句真话。……我也真想多听几句真话”。（1987年8月20日）

“大家习惯于听好话，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宣传的好话，自己编造的好话当作真理。”（1987年9月19日）

《巴金全集》的《书信编》出版后，巴金在“夜光杯”上发表了《关于全集〈书信编〉》一文，时为1994年11月8日。这是一篇容易被忽视的文章，但非常有意义。巴金有关于“讲真话”的独特表述：“《书信编》应该是讲真话的书，可惜书信散失最多，保存最少，有的正是因为讲了真话让别人拿去烧掉了，有的则是我自己偷偷撕毁。但自己究竟讲了多少真话，我很难算清这笔账，而且在讲真话倒霉的时候我也曾想到不认账，因为害怕背上黑锅，背上包袱。”

十天后，沈毓刚发表了《巴老与本报》，文中说，“讲真话已是巴老文章的永恒主题”。

在致沈毓刚的信中，巴金数次提到赵超构。关于“说真话”，巴金与赵超构可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992年，赵超构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一本台历上记事。1月24日，他写道：“上午，与毓刚同去探望巴老。承赠《讲真话的书》一厚册。”3天之后，赵超构感胸闷。次日住院。2月12日晚，与世长辞。赵超构生前最后一次登门访问的人，是巴金。

这一厚册书，赵超构是来不及读完了。但巴金关于讲真话的嘱托，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