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关于北京大学百年千册学术经典外译项目的宗旨,以及首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夏令营的具体议程,自有相关领导宣布;作为授课教师代表,我只讲个人体会。
将近三十年前,具体说来是1997年春,我第一次面对类似的话题,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如何与“海外汉学”对话的国际会议上,我发表《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谈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打开大门,迎接八面来风;21世纪的中国学界,可能会更多考虑如何自立门户、自坚其说。最佳状态是:借助各种对话以及合作研究,彼此沟通思路,争取各自走向成熟。
要不要“国际化”,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难处在于如何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稳自家脚跟。作为一个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研究的人文学者,我追求的是“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合一。此后多年,我曾在不同场合谈论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学者该用何种心态及姿态,来与其他国家的民众、政客、学者——包括海外汉学家——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十五年前,我在韩国仁川大学主办的“中国学:内外视角的交叉与沟通”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说,题为《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其中有一段话,引发很多学界朋友的共鸣:“二三十年前,中外学者交流少,见面难,一旦有机会,都渴望了解对方。于是,努力表白自己,倾听对方,寻求共同研究的基础,在一系列诚恳且深入的‘对话’中,互相获益,且成为长期的朋友。现在国际会议多如牛毛,学者们很容易见面,反而难得有推心置腹的对话。不是就文章论文章,就是为友谊干杯,不太在意对方论文之外的‘人生’。至于只看重对方的身份、头衔、象征资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相比各式各样仅仅宣读论文的国际会议,夏令营有个好处,时间比较宽裕,参与者心态相对从容,可以坐下来认真交流,兼及历史与当下、技术与道义、学问与人生,由此促成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深层对话,故特别值得期待。
最后说说“百年千册”的话题。作为历史、文化及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国图书的输出,应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可正是在这一点上,暴露了我们的弱项。文学艺术的输出相对顺畅,最难的是人文及社科方面的专业著作。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新闻出版总署设立、委托中国编辑学会具体操作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三大外译项目,尤其是第三项,给中国学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去”,铺就了一条颇为光明的新路。我自己也是获益者,已出版及制作中的二十种译作,一半以上得到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支持。
如今,中国学术走出去,又有了新途径。“北京大学百年千册学术经典外译项目”拟用二三十年的时间,精选并翻译不少于1000部当代中国人文学著作,如此壮志,确实鼓舞人心。考虑到这是后起的项目,如何协调与前三者的关系,既拾遗补缺,又标新立异,还能步步为营,有待诸位同人共同努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很多人误认为有了AI,翻译变得轻而易举。其实,学术著作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牵涉很多专业知识,乃至作者压在纸背的心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着力培养的,并非纯粹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交织着学问与精神的跨文化对话。希望北大主办的首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夏令营在这方面能开好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