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辉
退休两年多,衣柜最里侧那格,还整整齐齐挂着十来件白衬衫,长袖的、短袖的,板板正正。衣架与衣架之间留着一指宽的间距,像是随时等着主人哪天又要穿上它们,赶去赴八点半的那场会。
旁边的鞋盒里,几双黑皮鞋静静躺着,鞋面上打过的蜡早暗淡了,却连一道多余的折痕都没有。我偶尔会打开那格柜门,伸手摸一摸衬衫的领子,领尖还依然挺括,但那股气味早已不是洗衣液的清香,而是旧物特有的、沉沉的灰尘气。
这些白衬衫和黑皮鞋被冷落,不是它们旧了,破了,是没有穿的心气儿和场合了。
工作三十余年,白衬衫与黑皮鞋就是日常的底色。周一的各类会议、临时通知的接待任务,只要拉开柜门,左手抽出白衬衫,右手拎出黑皮鞋,闭着眼睛都不会出错。
那时也不觉得它们闷——春天在白衬衫外面套上素色坎肩;夏天汗渍洇在领口,下班回来得赶紧用洗衣液泡上,怕黄渍洗不掉;秋天外面再套一件深色夹克;冬天加上毛料大衣。一年四季,贴身白衬衫,脚蹬黑皮鞋,像一套不会出错的公式,套在身上,也套住了整个人。
记得有一年赶写报告,连轴转了三天,衬衫换了两件,皮鞋就没脱过,脚肿得脱下来时鞋口都勒出了一圈红印。那时候也没觉得累,现在回想,竟也有种说不清的滋味——那身行头穿着,你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如今,这套公式对我失效了。
退休后最直观的变化,是每天早上不必再对着镜子,一颗一颗系衬衫上的扣子。那些年系扣子几乎成了肌肉记忆,从下往上,五指翻飞,最后一颗顶扣刚好卡在喉结下方,不松不紧,恰到好处。
如今拉开衣柜,手径直越过那片白色,抽出的总是棉麻灰T恤、洗得发软的牛仔裤,穿上那双不用系鞋带的运动鞋。去菜市场,踩着运动鞋慢慢逛,不必再担心皮鞋被哪个冒失的菜贩踩上一脚。去江边散步,一身休闲装,随处坐下都无妨,沾了灰,拍一拍就干净了。老伴说我整个人都松下来了,不只是衣服松了,是眉间那道褶子也浅了。最难得的是,自己觉得自在,旁人也觉得自然——这世上,本就没有那么多非穿正装不可的场合。
只是那十来件衬衫和几双皮鞋,就此成了不大不小的尴尬。
说扔吧,有些可惜。件件七八成新,有几件还是退休前买下没舍得穿的,吊牌都还挂在上面。那年年底商场搞活动,我特意挑了件免烫的,谁知那纸包还没拆开,一转眼就到了退休年龄。
说来也怪,买的时候觉得每件都有用,白的够白,领型够挺,袖口的扣子也要双粒的才显精神。如今再看,那些精挑细选的讲究,都变成了无从安放的剩余。说送人吧,尺寸是照着我自己的身量买的,旁人不一定合身,况且如今连年轻人都少有穿白衬衫上班的了,送到谁手上,都像给人添了麻烦。
它们就那么静静悬着、躺着,整齐地封存在衣柜角落,像被打入冷宫的美人,孤寂而沉默。偶尔打开柜门找东西,一眼瞥见,恍惚间还能闻到当年办公室里打印机的油墨味,感受到会议桌上茶水的余温。三十多年的光阴,不知不觉浸进了薄薄的白布里,打磨进光洁的皮革中。那些衬衫的袖口上,或多或少都沾过A4文件纸上的碳粉。皮鞋的鞋底,曾无数次踩过机关大院那条长长的甬道,从春天的新绿走到冬天的枯枝。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它们仔细叠好、擦净,装进一只纸袋,提到小区门口的旧衣回收箱去。叠的时候大约会想起穿着每件衬衫参加过哪场会、见过哪些人,擦鞋的时候大约会记起哪双鞋陪着我走过哪里的路。
那一天快到了,我不会犹豫太久。
那大概会是一个晴朗的上午,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回收箱上的绿漆。我转身走开时,运动鞋踩在水泥地上,轻快得几乎没有声响。旧衣箱吞下的那包东西,会跟着别人的旧衣裳一起,被运往我不知道的地方。它们或许会被拆成棉纱,或许会辗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无论怎样都好,总比闲挂在柜子里强。
告别白与黑,也便彻底告别了那段规矩工整的岁月。如同侠客退出江湖,不思成败荣辱,不惧刀光剑影,唯有笔墨青田朝夕伴,一身诗意一身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