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背后的两地情深

上图：侨批文物馆里的批件。 摄影/王哲

下图：张自汉与哥哥通过侨批找到失联多年的泰国兄弟。 受访者供图

上图：侨批文物馆里写批场景还原。摄影/王哲

下图：水客付批款的票据、收条以及华侨寄的批件。摄影/王哲

下图：汪玉姣将侨批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受访者供图

侨批背后“邮局+银行+物流+贸易公司”的跨国网络，如何存续超过了百年？

记者｜王仲昀

侨批续情缘

91岁的广东丰顺县人张自汉，最近在大儿子的陪同下，走进了电影院。看完《给阿嬷的情书》，二老哭得稀里哗啦。张自汉说，电影拍的那些，是和家里一样的事，“我爸爸也很辛苦。”

1987年，52岁的张自汉最后一次收到了来自“暹罗”帕府的侨批。侨批写道：“自商、自汉胞兄合鉴：遥祝你们安康，万事如意。我们遥隔山海，讯息少通，会聚无机……上日，当大哥二哥托家乡一名，带吾玉照，收件之下，如目晤，对玉影相活在面前……想顺寄上港币伍拾元，与大哥二哥自分收用。顺祝全家安顺。”

如电影情节那般，这封侨批有字，有港币，也提及“玉照”一事。落款人不止一位，他们是张自汉同父异母的四位弟弟，还有父亲在南洋续弦的玉珍刘氏。新中国成立前，张自汉的母亲已经因病早逝，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父亲为养活家人，远赴南洋务工。从父亲到“暹罗”后，陆续有侨批寄回，钱则交予张自汉的奶奶与伯父，供一家人生活。

在南洋打拼6年，自汉父与刘玉珍续弦，生下四子。而后纵使父亲在异国离世，侨批仍不断。自汉虽未曾见到过父亲在帕府的四个儿子，但一直在通信中与对方以兄弟相称，直至1987年。那时张自汉不知，与弟弟一家人的断联，要长达近40年。而后他再没收到侨批，回批也屡次被退回。

作为张自汉的孙女，张丹直到上中学后才知道，爷爷和大伯爷竟有泰国兄弟。好奇心驱使下，她开始发掘这段故事的更多细节。1987年那封侨批，成为最重要的一枚碎片。侨批中四兄弟恰好提到当时的住址——帕府楚夏路，二五之五号。

2025年10月的某个晚上，张丹躺在床上，久不能寐。她告诉《新民周刊》，那一晚总觉有心事，深更半夜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尝试用互联网帮爷爷找寻泰国的兄弟。

后来在中泰两国热心网友帮助下，她成功联系上当年旧址现在的主人。对方是一位周姓老人，会普通话，也能讲客家话。交代一番缘由，告知对方爷爷兄弟的姓名后，周爷爷答应帮忙去附近华人圈中寻人。

第二天下午，留言跨洋传来：人找到了。四兄弟中，只有张自坚还在世上。自坚属马，今年72岁。纵只剩下一人，对于去年年满90周岁的自汉而言，仍是莫大的喜悦。过去半年里，张自汉每月坚持给四弟打电话。两位老人聊到身体状况、儿孙后代，如孩童般开心。

应时运而生

许多潮汕人家中，仍保留着先辈们从南洋寄回家乡的侨批。看到那些斑驳的笔记，一段段家族往事跃然于纸上。

自汉与自坚等兄弟的侨批往来，在1987年戛然而止。这不是个案，而是许多潮汕人的共同记忆。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侨批局退出历史舞台的节点。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汪玉姣，在日本求学期间，系统梳理了侨批背后隐藏的那套跨国民间金融与商业网络体系。2025年，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的《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1850年代—1990年代）》在泰国正式出版。如今，这本著作也将于今夏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在国内出版。

谈及侨批局产生的时代背景，汪玉姣向《新民周刊》表示，“这需放在19世纪中后期华人大规模下南洋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具体可从社会环境与技术条件两个层面关注。在侨批局出现之前，书信和钱款主要依靠船员、水客等代为传递。19世纪中后期，战乱与贫困促使大量潮汕民众下南洋谋生。尤其是1860年汕头开埠后，随着海上交通日趋便利，潮汕人大规模下南洋。与此前以经商为主的移民不同，这些普通劳工与家乡亲人的分离时间更长，向家乡寄送钱款和传递消息成为迫切需求，且寄批需求迅速扩大。与此同时，蒸汽船技术的发展和固定航线的形成，又为跨区域通信与资金往来提供了现实条件。如此一来，至少寄侨批回家的人能估算信件到达的时间，对收到回批也有了盼头。”

在南洋的商人，看到了广大华人苦力迫切的需求，开始想方设法解决其“寄钱回家”的问题，同时从中赚取利润。侨批局，即《给阿嬷的情书》片中狄龙工作的“银信局”，在诸多因素叠加下应运而生。

距今10年前，汪玉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时，与自己的导师村嶋英治讨论接下来的研究方向。两人在交流时，研究泰国华人的村嶋英治向她提到，自己见过一种特殊的华人信件，泰语音译近似“Poi Guan”。后来汪玉姣去到此前工作过的泰国，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个词指向的就是侨批局。“批”在潮汕话中意为“信件”，实际上指的是汇款与家书的结合；“馆”是聚集场所。合起来，就是寄送批信和汇款的场所。

后来汪玉姣回国，在潮汕地区阅读了大量的侨批。除了侨批文字带来的感动，她更好奇侨批能够持续跨越山海、抵达家乡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侨批局”的重要性。

“清朝末年，现代邮政与银行体系尚未出现，航运也远没有今日发达。薄薄的侨批，以及一笔笔汇款，为什么能从南洋，准确送到潮汕地区侨眷手中？当泰国开始有了银行和邮局，侨批局又为何没有被迅速取代，仍在当地一直运行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问题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汪玉姣对记者说道。

乍看上去，侨批局让人想到邮局或银行，但其本质并非国家政府运营的公共机构，而是完全由私人出于盈利创办的组织。汪玉姣认为，侨批局虽然有“寄信”与“汇款”功能，但它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人理解的“邮局+银行”。

《给阿嬷的情书》片中，木生最初寄侨批回家，由于不识字，需狄龙帮忙代写；侨批寄回“唐山”，有人送信，还会帮忙代读。在汪玉姣看来，这正是侨批局有别于邮局或银行的原因之一——它提供了不额外收费的“人情服务”。

除了代写、代读，侨批局甚至允许赊账，会帮人垫款。华工的工钱有时会延迟发放，但家里人等着钱维系生活。若侨批寄出时工钱尚未发放，华工往往会请侨批局帮忙，先行垫付汇款。根据泰国1938年的中文报纸信息，泰国寄往汕头的侨批，只有三分之一是用现金，其余三分之二都是以赊账形式寄出的。

此外，侨批局还在彼时“暹罗”华人社会中承担了信息传递功能。汪玉姣介绍，由于侨批局会长期记录寄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所以背后建立起一套非常严密的跨国信息记录系统。若有人需打听人，或是寻医问药，都可以到侨批局寻求帮助。

随社会发展，当泰国当地出现邮局后，政府一度想要接管批信业务。当地邮局看到侨批上那些密密麻麻且不太标准的中文地址后，又无法送达。这些“难懂”的地址，往往只有侨批局能够看懂，而其依赖的就是运营多年形成的熟人社会的信息体系。

人情抵万难

1987年，张自汉的弟弟们最后一次寄来侨批，不忘附上50元港币，以供大哥二哥取用。许多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的观众好奇，为何片中随侨批寄回的钱款都是港币？

汪玉姣向记者解释，一是因为1935年以前，中国长期实行银本位制度，货币价值波动非常大，而香港当时作为自由贸易港，金融体系相对稳定；二是换汇天然存在汇率差，侨批局经营者能利用不同地区之间的汇率差争取利润；三是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身就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中转中心，是一个“物理通道”的核心节点，而侨批本质上属于一种跨国邮件与汇兑系统，高度依赖船运网络。

不过，由于侨批局并非银行，所以华工在“暹罗”当地侨批局寄好侨批，对方不能直接将泰铢换成港币，而是统一找当地金融机构进行换汇。许多经营侨批的老板，本身同时也在做贸易。换汇得到一笔港币后，他们又会将其作为资本，投入到其他贸易中。华工寄钱，侨眷收钱，表面上看是“钱—钱”流转，而背后实际上可能经历了“钱—物—钱”的转换。汪玉姣认为，侨批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行业，也不是单纯“寄钱”，它经常和米业、航运、南洋商品贸易这些商业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跨越东南亚、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民间金融网络。

尽管有着明显的金融属性，但人情味始终是支撑侨批局运作超过百年的核心原因。据汪玉姣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持续动荡；1941年，随着香港沦陷，更为侨批运输蒙上一层阴影。即便如此，南洋的侨批局经营者，仍想方设法突破封锁，维系这条汇聚了“金钱”与“血脉”的路径。“侨批是生意，但又不只是生意。因为熟人社会的信用很重要。侨批局很多都是家族式经营。一旦失信，会使得这个家族在当地很难‘混下去’。这也解释了战乱时期，那些老板会用其他生意来补贴侨批局。”

挺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侨批局仍在南洋与中国之间存续了数十年。随着时代进步，中泰建交后交往的便利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侨眷对汇款的依赖减少，以及代际情感变淡等诸多因素，侨批体系终究退出了历史舞台。

侨批化为文物，但其仍有价值。《给阿嬷的情书》让广大国人知晓了侨批，也给汪玉姣这样的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意义。原先小众的研究课题，走向了大众，也为她省去了许多额外的解释。多年来的研究对象，突然有了生命，从群像变成了具象的人。汪玉姣说，侨批、侨批局代表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真实，是普通人创造的历史，“希望借助电影等形式，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