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儿子和麻雀》到《望台遗梦》

杨绣丽

静安区图书馆“赵丽宏书房”的会议室里，正在举行《望台遗梦》新书发布研讨会。图书馆的灯光迷蒙而温暖，正打在伊人先生花白的头发上，泛着一层柔光。这场研讨会，空气里浮动着旧纸与新墨的气息。我坐在下面，听着专家学者剖析他的长篇叙事诗《望台遗梦》，那些关于《左传》、关于《春秋》、关于《史记》、关于《诗经》、关于历史考据与诗性重塑的宏论，将我拉回一个极其微小的起点。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刚踏上讲台，是个初出茅庐的初中语文老师，手里捧着崭新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语文H版）。在六年级的视听教材里，我准备给孩子们讲一篇课文。篇名是什么？当时觉得清晰，如今记忆却像蒙了毛玻璃。可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作者，伊人。课上，我和孩子们讨论文章的意思：一个孩子捉了麻雀，在父亲的劝导下，最终将它放归天空。因为，麻雀虽小，也渴望自由。孩子们的眼里有恍然的光，那光，穿越三十年，此刻竟有些灼人。

后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书城熙熙攘攘。我还是个揣着文学梦的文艺青年，在长长的队伍里挪动脚步，只为买一本伊人的新书，并得到一个签名。轮到我了，我将书递过去，他抬头微笑，接过，落笔。那时只觉与一位心仪的作家有了片刻的交集，如风掠过湖面，留下浅浅的涟漪。我何曾想过，那涟漪的尽头，会通向今日这样一片关于五千行诗体小说的深海。

研讨会上，轮到我发言，我提及了那些往事。他温和地问：“你可还记得，当年那篇课文，具体是哪一篇？”我一时语塞，三十年的光阴足够让许多细节沉入忘川。后来研讨会结束，我托同事在网络里搜寻，当“《儿子和麻雀》”几个字跳出来时，一股热流蓦地涌上眼眶。就是它。那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关于捕获与释放，关于稚子之心与成人之思，关于一个最朴素也最永恒的道理：生命渴望自由。

我把篇名告诉伊人老师。他回了个信息说：“文中的儿子如今也四十八岁了。”那一刻，我忽然被一种奇妙的时间感击中。当年那篇课文中的少年，如今已近知天命；当年写下那篇短文的父亲，如今以皓首穷经之力，搬动了一座名为《望台遗梦》的诗歌宫殿。而从那只扑棱着翅膀飞向樊笼之外的麻雀，到《望台遗梦》里为了真情不惜“违礼”、一生践诺的鲁庄公姬同与孟任，其间流淌的，何尝不是同一条河流？那是对“自由”的渴望与诠释——从身体的、孩童式的自由，演进为情感的、意志的、属于复杂人间的、更为深沉的自由。每个年代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追寻着属于自己时代的“天空”。

于是，再读《望台遗梦》，便觉得那近五千行的诗，字字都有了温度与来历。它当然是一部皇皇巨制，如评论家所言，是“古典诗情的现代重生”，是向《诗经》的致敬，是一次成功的“诗学考古”。它从《左传》那二十八个冷峻如石刻的文字里，生发出一个血肉饱满、呼吸可闻的人间世。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让符号成为生命，让沉寂发出歌声。

但我私心最被打动的，却是那宏大叙事之下，一以贯之的“人情”。伊人先生将鲁庄公姬同还原为一个“宅心仁厚的良善之人”，一个“重情重义”的君主，这需要一种摒弃历史惯性的勇气与洞见。而他倾注心血的孟任（盼儿），更是在史书的空白处，用诗笔描绘出的“率真、聪慧、善良、仁厚”的精灵。他们的爱情，起于“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的一瞬惊艳，成于“割臂盟公”的决绝誓言，却在诗人笔下，铺陈为一生一世的相知相守，是与宫廷礼法、政治婚姻不断周旋的漫长羁旅。这何尝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自由”追求？追求爱的自由，追求情感意志不被权力与世俗吞没的自由。

诗中有大量与《诗经》交融的歌吟，它们不是僵硬的镶嵌，而是如血脉般自然流淌在叙事里。我仿佛看见，那些“风雅颂”不再是教科书里的标本，而是在街巷、在田野、在情人的口耳间活生生地生长着。这部长诗“毫无生僻枯涩之气，满纸鲜活”，时而还有现代口吻的幽默调侃穿插其间，让人会心一笑。这种打通古今的笔法，让两千七百年前的叹息与心跳，清晰地传到了我们耳边。

握着那本厚重的《望台遗梦》，封面有轻盈的粉色浪漫，内里却一片深沉和滚烫。我想起《儿子和麻雀》的最后，孩子松开手，看那个小小的灰色身影箭一般射向蓝天。那只麻雀，飞过了三十年，飞进了这部沉甸甸的诗篇里，化身为追求情义与自我的人物，在历史的天空中，进行着另一场更为艰难，也更为壮丽的飞翔。

从一篇短文到一部长诗，从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到图书馆内的思想激荡——这三十年，于我是成长，于伊人先生是深耕。而我们，作为读者，作为时间中的人，始终在阅读同一个母题：人，如何挣脱有形或无形的束缚，去拥抱属于生命的、那份广阔的自由。

沧海遗珠，此情可昭。那只麻雀，终于飞越了时间的窗台，落进了这首悠长的“遗梦”里，成为梦里一个永不褪色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