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哪里相遇

黄昱宁

英国的约翰·伯格是跨越了两个世纪的斜杠人——作家、画家、艺术评论家是烙在他身上的多重身份，而且每一根杠都是“硬杠”。比如，伯格曾以作家身份拿到过布克奖，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则留下了这个领域里谁也绕不开的《观看之道》。

不过，在他的所有作品里，我一直记得那本最不典型的——融合了小说、回忆录、散文、传记等多种文体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我们在此相遇》。阅读它的感受很奇特，有时候像猜谜，有时候又会被某种含混而动人的叙述击中。这样的写法近乎奢侈——它是自由的、流动的，却又因为具有内在结构从而“言之有物”。这般手法，像极了明明娴熟掌握穿墙之术，却又不显山露水的高手。

该书中译本的附录里将《我们在此相遇》定义为“地志学书写”，因为书中的每一篇都从一个实在的地名（里斯本、马德里、日内瓦等）出发来建构故事的动机，又在行文中将这个地方与特定的人物、记忆甚至抽象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读完这本书，很有可能，不管是故事涉及的情节和人物，还是那些城市的景物与风土，你并没有建立清晰确凿的认知。你真正记住的，反而是作者在这两者之间建立的奇特的关系：

比如，里斯本出现在无数人的笔下，但把母亲的亡魂安置在这座城市，并且与自己实现在文本中“有效对话”的只有约翰·伯格——要知道，母亲生前甚至从来没去过里斯本。

再比如，伯格的导师与波兰克拉科夫之间的关系；博尔赫斯与日内瓦之间的关系；或者他与朋友休伯特、前女友奥黛丽在伊斯灵顿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关系，仿佛彼此勾连成一张暧昧的欲望地图。读《我们在此相遇》，最耐人寻味的就是伯格建构这些关系的“脑回路”，它会让你忍不住一遍遍地重读它，从中寻找破解的蛛丝马迹。

我最喜欢这本书最后一篇《浚河与清河》里的一个小故事。尽管形式上是非虚构，属于作者本人在游历中“听来”的故事，可我一直觉得其内在的结构和力量，也同样适用于虚构作品。

故事的起点是波兰境内的森林里有一座维护良好的墓，上面总是插着一束人造花。那是二战时期一名十八岁德国陆军士兵汉斯的坟墓，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人换一束新的。这是极有张力的画面，蕴含着好故事所需要的无声的复杂性。

接下来，伯格不动声色地在这座坟墓周围堆积不确定的、“道听途说”的线索：士兵是被突然枪杀的；枪杀的决定应该是在森林小屋里作出的——也就是说那是集体讨论的结果；汉斯曾流露出想“逃离德国陆军，加入波兰游击队”的意思，此后曾被波兰的军官盘问过，但似乎没有得到过游击队的信任；游击队告诉他，如果他交出制服、证件和步枪，他就可以在他们的森林医院担任医事勤务员，他表示同意；事发前他已经在学波兰语；他和村里的一个女孩正在热恋中；直至终老，别人只要提起汉斯的名字，她就会摇头，但别人没法从这个姿势里看出任何事实和情绪。

枪杀发生在1943年的最后一天，汉斯当时正在与游击队一起喝酒庆贺新年。约翰·伯格以一个小说家的敏感，猜测了几种可能：“在一杯又一杯的伏特加下肚后，事情的真相也跟着模糊起来。是因为汉斯太过忘我，哼起了德国歌？还是因为他收到女孩的纸条，试着想从厨房后门偷偷溜出这房子，一句话也没交代？他的波兰文正在精进之中。或是那名上校突然预见了即将发生的背叛？”

一则政治，一则言情，一则悬疑。当然，可能性远不止这三种。如果来龙去脉更复杂一些，这会不会是一个类似于《英国病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