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也仿
有说原子会在不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微小偏斜,于是轨迹被改写,从而打破机械宿命走向自由。我一直把姚老师视为让我“偏斜”和“改写”的那只手,尤其在我职场顺的或逆的光景,更会想起她。但是她现在已经想不起我了。
在青浦的一家养老院,再见姚老师,心头翻涌的,是半世光阴的温柔与怅然。我跟她说我那个时候数理化可好了,就是因为“手贱”,写了篇学校团委的活动报道邮寄到东湖路17号,且收到了她热情洋溢说我稿件没有到发表水平的回信,还说我的学校太远,记者跑一趟不容易,让我以后多写写,并邀请我去编辑部坐坐。字里行间的热忱,像一束光,更像一只手,把我改写了。
一来二去,我还参加关于办报设想的全国中学生征文拿了个第一名,感觉我就真的可以做总编辑一样。于是我高三选了文科班,立志考复旦新闻系。听到这里姚老师得意地对我笑了,回答了一连串我一时没听懂的高深的话。
我又说“还好考上了,姚老师您差点害我哦!”因为我高二时得了交通大学首届中学生奖学金,全上海20名,我30年后去交大公干才知悉,当年那个奖学金是附带直升资格的,因为我要考文科,那时的交大没有文科,所以我中学老师顺水推舟、轻描淡写地把我的直升名额给理科班了。听到这里,老师露出一脸坏笑。她曾是报社里最爽直的女编辑。那栋小洋楼,总被她清亮的嗓音填满,我当年每次造访,不是按几楼几零几,而是闻声便知她所在。
我后来上班了基本按照凡嗓门大脾气暴的人基本是为人善、业务好来判断的。我讲起第一次带着盖着红印章的“介绍信”出差采访和整版长通讯发表,都是姚老师派的活。那篇《古城有支爱的赞歌》唤起上海中学生为一位患病的南京中学生捐款3万余元,那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是一笔巨款了,这使得“媒体要坚守善的力量”刻在了学生时代我的心底;她到无锡马山采访我们军训,把我的故事用一段段活体字来调整长通讯的结构,对我说长文章必须重视结构以助阅读便捷和美。
坐在当年声震小楼的姚老师身旁,对着予我少年一程星光的亦师亦友的她轻声叙旧,她的应答飘在自己的世界里,时不时露出温和的笑。那笑容依旧纯粹,像当年鼓励少年时那般温暖。
有些重逢,无关记得与否,只藏着最温柔的感恩:幸得当年一遇,方有今日此生。握别时,正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