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谢南枝”

林少华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很多人看了，我也看了。我看的起因有些特殊：电影海报上的女主角谢南枝，长得很有些像我早年教过的一个女生，而且同是“闯南洋”的后代，倒不是来自泰国，而是来自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侨生。这和我当时任教的学校性质有关。一九八二年吉大读研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的暨南大学当老师，教日语。暨大是国务院侨办属下的高等华侨学府，于是我这个“闯关东”的后代同“闯南洋”的后代成了师生。第一年没有日语专业，我教的是公共日语。班上二十几名学生几乎清一色是港澳生、侨生。马来西亚侨生只她一名，姓杨，我用日语称她“杨桑”，她和她的同学则用日语称我为“林先生”（林老师）。其实那个时候我和学生的年纪相差不大，也就比学生先生几年。

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台当老师、当“先生”，何况，穿一身在暨大西门地摊淘得的廉价衣衫的我，面对的多半是花枝招展的港澳侨生，感觉就好像贾府焦大被忽地一下子拉到宝姐姐林妹妹跟前，很有些不知所措，眼睛甚至不敢往台下看。却又不能只看天花板紧一阵慢一阵摇摇欲坠的电风扇，窗外挺拔的木棉树和盛开的紫荆花倒是敢看……

杨桑坐在中间偏右的位置。衣着相对朴素，纯白半袖衫，深蓝色牛仔裤，发式也不“港澳侨”，脸侧垂两条内地常见的短辫。全然不化妆，也无需化妆，任何化妆都可能损坏那种巧夺天工的平衡美或美的平衡。她的确貌美，刚才说了，颇像谢南枝。不过较之美貌，更像的是眼神和气质，娴静、沉稳、专注而又似乎带一丝期许和忧伤。对了，像极了南枝最后送木生踩着跳板上船时的神情——她便是以那样的神情注视台上的我，偶尔漾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借用村上的比喻，“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寂的清泉时所激起的静静的波纹在脸上荡漾开来”，仿佛在说，老师你只管讲，就算说错了也是对的，就当我们是一摊小南瓜好了！

必须说，这对我很重要。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即使台下对我虎视眈眈怒气冲冲，我也能厚着脸皮照讲不误。而那时的我特别需要台下鼓励和安抚的眼神，而杨桑恰恰是那样的眼神、那样的神情。这么着，我在教室上方彷徨的视线得以顺利回归。

杨桑不久组织了一次郊游，同去的有七八个同学。她特意请我参加。所需费用有可能由杨桑一个人包了。去什么地方记不确切了，反正不是近郊，一会儿上车一会儿下车。茂林修竹，山清水秀。时值深秋，原本酷烈的岭南阳光到底变得温顺起来。杨桑那天穿一件玫瑰色开领衫，一条奶白色牛仔裤，高挑而丰盈的身姿在崎岖的山路前头时隐时现，甚是撩人情思——缱绻的乡愁、缥缈的憧憬，远逝的少年梦境……偏午时分在溪旁草地上休息，杨桑不知从哪里拎来一个布包袱，放在地上解开，拿起盒饭分给大家。盒饭带一个软包装果汁饮料。说起来真是难为情，我居然不知道怎么喝到嘴里，拿在手里左看看右看看。杨桑见了，默默接过，抽出包装盒一侧的吸管，插进顶端一个预留孔递给我。这种场合，一般人可能随口说句玩笑，但杨桑什么也没说，表情里没有不经意的惊诧，没有稍纵即逝的奚落，有的仍是平时浅浅的平和的笑意，仿佛一切顺理成章。

我只教一年杨桑她们就毕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跳交谊舞。毕业晚会上，常规“节目”结束后，灯光忽然暗了下来，舞曲从落地音箱中响起，男生女生一对对下场起舞。我和几个老师坐在靠墙一排椅子上观看。正看着，杨桑一只手提曳长裙如一片彩云翩然滑到我跟前，朝我伸出另一手臂静静看着我，指尖不断轻轻朝上掀动。旁边的同事捅我一把，小声提醒杨桑邀你跳舞呢！我慌忙站起，迭声说：“我不会、不会跳舞，真的不会……”稍后那位同事告诉我：在舞场上，男士邀女士跳舞被拒是正常的，而反过来女士被拒，作为男士可是失礼的哟！

我不知道毕业后杨桑是返回马来西亚还是另去了哪里，但她的微笑哪里也没去，在我心间留了下来，同时留下的还有我失礼的愧疚。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微笑连同我的愧疚也渐渐淡忘在心底某个角落，而《给阿嬷的情书》里的谢南枝使之倏然复苏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