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的“樱桃园”

余云

是在槟城“岛读书店”买到欧大旭新作《南方》的中文版的，后来又忍不住在新加坡的草根书室买了一本送给朋友。

称赞《南方》的作家、媒体、出版家们，说它“让人联想到佛斯特（E.M.Forster）的经典小说”，“直如屠格涅夫与奈波尔笔下历久弥新的世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普鲁斯特式的记录者”，也有人说感受到了马尔克斯作品的某些特质。而欧大旭被问及哪些作家影响了他，回答是：詹姆斯·鲍德温、玛格丽特·杜拉斯、托妮·莫里森，还有当代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和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

中文版腰封上，《泰晤士报》的评论很得我心，称欧大旭为“契诃夫的马来西亚继承人”。是的，读《南方》，在那座酷热凋敝的农庄里能辨认出契诃夫《樱桃园》的身影。

二十公顷农场，“孤悬”在离吉隆坡四百公里不到的柔佛南部，是渴望拥有土地，属于“码头上的陌生人”那辈的林家祖父生前买下。农场虽无甚利润，仍有气派外观，带美丽木质游廊的房子，溪水、草坪、树林、果园……千禧之前的马来西亚金融风暴阴影未散，“那一年，学年一结束，我们全家一起南下度假”，少年杰伊不知迎接他们的经理阿峰是祖父私生子，而自己的父亲杰克也早已有情妇和私生儿。此时农庄历经水淹旱灾，经营不善资金枯竭，已奄奄一息，是大姐莉纳眼里的“荒原”。青春期的杰伊和阿峰的儿子阿泉相恋了，勉强维持着体面的林家却加速分裂。

相隔近百年，《南方》的核心意象也像《樱桃园》一样是土地、农庄、果园。似有暧昧情愫的林家主妇瑞珍和阿峰，在炎热小镇唯一的冷气咖啡厅有番对话，她问阿峰对农场未来有何计划，后者告知将会改种凤梨之类速成作物。

“只要你不砍掉那几棵罗望子树就好。”她笑说。

“那几棵树也老了，而且病恹恹的，你不是不晓得。”

“可是，它们还活着啊，而且还很漂亮。”

仍将自己已失业的消息瞒着儿女的杰克决定卖掉农场，瑞珍并没反对。小说临近结尾，在罗望子树丛后那座矿湖畔沉湎于爱欲的杰伊和阿泉被刺耳的陌生声响惊动，起身寻见阿峰正“浑身怒火全转给链锯”，疯了般砍伐一棵树干粗硬不屈的老树。几天后，“罗望子树已经全被链锯夷平，凌乱堆叠在地上”，仿若一场暴风肆虐。

“运气不好的罗望子树”被砍伐时发出迟滞暗哑声响，不能不让人想到契诃夫的舞台上，空荡荡的房间传来一阵阵沉闷斧声……柳苞芙的樱桃园被抵押拍卖，樱桃树被砍，是一幕世纪的告别。

拉勒·费格尔（Lara Feigel）说得好：“如同契诃夫的俄国，欧大旭的马来西亚既是个消去时间与地点而能引起普世性共鸣的失落世界，同时也表现出忠实的历史图景，精确描绘一个正经历迅速现代化的国家……”欧大旭的精湛小说艺术，让他所写的一切宛如在眼前。网上就见有马来西亚人边看书，边用谷歌定位，说那小镇离新山骑电单车45分钟，距哥打丁宜七八公里，靠近柔佛河“Kong Kong”（著名吃海鲜的河岸）。

书中那个农庄处于小镇边缘，从主建筑到镇上还有八公里。被阿峰卖给建商造度假屋吸引新加坡人的部分农场土地，“离国境线不到一个半小时。”

南方以南就是新加坡了，柔佛人、新山人凝视的彼岸长什么模样？

马华作家林雪虹的《林门郑氏》里有一段写新加坡丹绒加东，她母亲十九岁时从雪兰莪的“山顶”（乡村）南下学裁缝手艺，从此改变了命运。

“这片被命名为加东或丹绒加东（Tanjong Katong，‘海龟角’）的居民区紧邻新加坡海峡。曾经有许多富裕的欧洲人和峇峇、娘惹在那里修建别墅、庄园、酒店和俱乐部。这里也被称作法达摩加纳（Fata Morgana，‘复杂蜃景’），散发着财富与梦幻的味道。”

“莎罗玛（英属马来亚时期的璀璨女星）曾经这样唱：在丹绒加东，海水蔚蓝，那是挂念不再的地方。在丹绒加东，海水清澈，那是伤心不再的地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新加坡，对于彼岸的许多百姓，仍然是繁华富裕的“乌托邦”、“流奶与蜜之地”。

在“微信读书”上看到一篇中国作者姜大白的文章《渴望去新加坡生活的闰土》，对《南方》里杰伊和阿泉关系的归纳很有意思：城里的落魄少爷随父母到乡下收拾田产，结识了仿佛活在另一世界的伙伴，像鲁迅和童年的闰土。但在欧大旭笔下两位少年相爱了。“书中的闰土，唯一的机会就是去新加坡”——这么说并非全无根据，阿泉的确不止一次流露出对新加坡的向往，比如他说“新加坡人都超有钱”。

当然这只是最“底层”的逻辑。

契诃夫《三姐妹》里，被困在外省的人们不断呢喃着“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曾几何时，中国大陆年轻人的梦想是“到纽约去”“到欧洲去”“到日本去”“到澳大利亚去”。欧大旭第三部长篇小说《五星豪门》，不也是马来西亚人“到上海去”的变奏和交响。

记得21世纪初，几位年轻人编著出版了一本《新新关系》，为新加坡和新山双城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新山人看新加坡”的视角。二十多年过去，欧大旭《南方》丛林里一根枝杈，无意间撩触到了当今亚洲的一个主题：呵，到新加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