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先生为我刻印

华鸿森

大概在1975年，我的老同学也是书画同道来看我，说起钱君匋先生赋闲在家，说他与叶潞渊先生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在香港出版之后还没见过书，很想要一本。老同学问我有没有办法为钱先生做这件好事。先生的大名我久仰了，鲁迅与钱君匋二位先生交往的记载在《鲁迅日记》里有不少，我拜读过，都想得起来。今天有机会为钱先生做事，很是高兴。

不久，我得知有个离开上海二十多年、现居香港的长辈准备回上海探亲，于是写信请她到那里书店探问一下，如有则买一本带来。长辈买到了，两本，一本精装，一本平装。我把精装本请同学送给钱先生。这是先生挂念已久却未曾谋面的自著，所以先生收到书后，立刻翻到印着书名的那一页，深情地盖上了自己的名章。合上书后，钱先生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五元钞票来，嘱托转交给我，并说还要为我刻一方印章赠送致谢。

我岂肯收先生买自己写的书的钱，坚请老同学婉辞。而钱先生主动提出刻印，我自然很高兴，次日便去福州路买了两方很普通的青田石。大概十多天之后，钱先生托我老同学把刻好的印章交给了我。两方都是我的名章，一方阳文，姓名三字；另一方阴文，无姓，名二字。钱先生说，如果这石头好一点，可以刻成细阳文。我听到这话，内心顿生歉意，怎不买好点的石头呢？把劣石给钱先生刻，岂不是对钱先生的大不敬哦。

五十多年来，钱君匋先生为我刻的两方印章就一直珍藏在印盒中。每当自己写出自以为是的字幅后，便取出来端正地盖上。印泥倒是买了市面上最好的，这里似有一点点向钱先生默默致歉的心思。这个心思，在每次用印时，都隐隐回旋在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