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游兮九河

姚渊

端午节的文脉，以唐为分水岭。

唐代系统性整饬前代文化遗产，编纂类书以迭代知识体系，安排祀典以重构神祇体系，寓大一统价值导向于其中，寓取舍于其中。在岁时层面，尤以罢黜歧说、独尊屈原为典型，一举重塑了端午节的传播史与接受史。从此，“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不过，当我们回溯唐前，会发现屈原叙事是与伍子胥、曹娥等叙事，平行作为端午节起源的。这与我们现在熟知的单一叙事的端午，当然大不同。屈、伍、曹的共性是皆死于水。屈原衔忿而死，伍子胥怀恨而死，曹娥含悲而死。于古人而言，对这些纠结了巨大情感能量、生前身后又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缅怀与纪念固是应有之义，却非真正的底层逻辑。若从古人的观念出发，则与其说爱，不如说是怕；与其说敬，不如说是畏。

千百年间，伍君之恨难消。江潮来时，涛神之怒犹在。怨念不灭，更因身死化而为怨灵，主宰一河而为河神，心有多少恨，就要挟鬼神之力向人间寻多大仇。而祭祀的功用在于通人鬼，是为了抚慰怨灵，平息波涛。伍子胥如此，屈原亦如此。

黄河之神河伯，本无名无形。冯夷溺于河，冯夷便成了河伯。这冯夷并非多有名望之人，尚且成神，更遑论屈、伍。每年五月端午前后汛期至，洪灾起，那么屈、伍之前，也必是原有河神与涛神的，屈、伍一来，后来居上覆盖了。

相比于偶一发生的溺亡，成制度成风俗的前赴后继的以女祭河传统更具系统性。这种传统至少始于商代，且屡见于卜辞。于商人而言，河神是自然神，更是祖先神。向先祖献冥妇，为先祖办冥婚，是商人祭祀之常。为“高祖河”先公冥娶妻纳妾，亦是同理。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取妇，盖其遗风。”邺在殷都安阳隔漳水以北不远，西门豹治邺所面临的河伯娶妇局面，就是商人旧俗。

当我们置于更广大的时空范畴，集合各种案例整体考察河伯娶妇、童女牺牲，会发现这绝非一时一地的特例，而是一种跨时空的普遍的文化人类学现象。基于此种视域，再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游女”。游女是一种意象、一款肖像，更是一种现象、一类群像。从汉水到湘水到洛水，这些游女，无一不是水神之灵女；这些沉河牺牲的女子，得了永生。她们载沉载浮，如梦如幻，缥缈于洛、湘、汉的水面凌波与水气迷蒙之中，或与河伯江神相偕，或侍奉着生前侍奉的君王。她们住在了人心里。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楚辞·九歌·河伯》）

一般认为此处之“女”作“汝”，即河伯，而隐藏主语则是作者即屈原本人。此解合乎《九歌》各篇文本整体用法。但置于“游女”文学传统再看，若令“女”成其为女，即投水成神的少女，亦即下文之“美人”，使隐藏主语成其为河伯，那么河伯与女游于九河，又送游女还于南浦，便与洛、湘、汉之游女意象吻合。

若“女”仍作“汝”解，则“女”为河伯，“我”为隐藏主语，“美人”按通常释读作“屈原自谓也”，亦即隐藏主语“我”。《九歌》语境中的第一人称，有很强的现场感角色感，不应绑定作者，此处之“我”，即代入祭女角色，取祭女视角，用祭女口吻，以祭女自谓，可也。

无论人称如何切换，终不失为一河伯一游女。

尤须注意“鱼鳞鳞兮媵予”之“媵”字。此“媵”一般训为“送”。实际上，送只是媵的衍义，媵本义是上古婚制的重要概念，指同姓随嫁陪嫁之女。《天问》谓“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这说明“媵”在屈原遣词中的婚嫁语义是明确的。

《九歌》本是祭歌，便要还原到祭祀当场，强调仪式的在场性与体验性。既然命定如此，那么祭女投河时，在涛声轰鸣中，以歌声为她们指引转世之路，打开并接引她们升入与河伯同游的彼岸世界。

当屈原写作《河伯》时，也是在设想自己投水后的彼岸吧。

屈原此生最后阶段所写下的那些诗篇，便是在向这个世界诀别吧。

此刻，为谢天下平水患而自杀的鲧，为万民求雨而自焚的成汤，为拯救王朝而自焚的帝辛，为平息波涛而自沉的宓妃与精卫，为追随夫君而自殉的舜二妃与周二妃，为亲眼证见吴国破灭而沉尸的伍子胥，诸相归一，都集于屈原一身。

屈原流放前最后一任官职是三闾大夫，掌王族宗庙祭，他当然有这样的觉悟：如以我为牺牲向九歌诸神献祭，能得天地日月江河之力，涤荡人间的污浊，扫尽楚国的沉疴，如果死，能唤回一个东皇太一托举而出的青春楚国——则虽九死其犹未悔。

我以我血荐轩辕——染成了这满江殷红的端午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