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遥忆庐山村

吴中杰

张力奋先生是复旦新闻系教授，但他却喜欢研究历史往事。以前曾主编写过《上海十九棉百年工房口述史》，现在又带领研究生团队写出了《国年路102弄：复旦庐山村教授宿舍往事》。我虽然不是庐山村住户，但因年轻时曾在附近的淞庄、筑庄和新建的第三宿舍住过，而且在庐山村还有我的老师和同事，常有来往，所以读起此书来，倍感亲切。

复旦大学原来的规模并不很大。1953年我入学时，学校大门还设在邯郸路国权路口，校内四幢楼东边竹篱笆外面是一片田野、河流。学生宿舍在淞庄（第六宿舍）和德庄（原第三宿舍，现归复旦附中所有）。教师宿舍则有庐山村（第一宿舍）、徐汇村（第二宿舍）、嘉陵村（第四宿舍）、筑庄（第五宿舍）和渝庄（第七宿舍）。其中庐山村算是高级住宅区，住着校、系领导和知名教授，如校长陈望道、党委副书记王零、教务主任兼新闻系主任王中、外文系主任杨岂深、图书馆馆长兼哲学系教授全增嘏，后来又入住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外文系总支书记袁晚禾等。所以张力奋教授所指导的“城市田野调查组”，选择庐山村居民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考察对象，是抓住了重点。庐山村虽然只是复旦的一隅，但通过对这个宿舍住户的调查访问，可以透视出高校教师的生活状况。这种社会调查真实性高，对我们了解社会情况很有好处。

王中是庐山村的长期住户。他是一个新闻事业改革家，1956年他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时，在当时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中，他却大胆提出反对苏联教条主义办报模式，而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办报路子，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可惜“反右”一来，他就被打成“大右派”，新闻改革事业被迫中断。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检讨，直到二十年后改革开放局面出现，他重新出山主持新闻系工作，再次进行新闻改革。只可惜岁月流逝，冯唐易老，他已力不从心了。

庐山村别一户居民李龙牧教授，则是王中被打成“右派”后，校方特地从北京调来顶替王中，来支撑复旦新闻系工作的。李龙牧从事新闻事业史研究，写过评论《新青年》等报刊的文章，很有分量。他不喜欢整人，倒是热衷于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研究他的报刊史，到八点钟上班时，他已工作过三四个小时了。不久他儿子与王中的女儿谈起恋爱来，他与王中结成了儿女亲家。李龙牧与王中性格不同，王中幽默、风趣，谈笑风生；李龙牧则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若向他请教民国时期的报刊史，则滔滔不绝，诲人不倦。

访问记中有一篇袁晚禾先生的口述笔录：《我这一辈子》，讲得较为详细。在这些被追忆的对象中，袁先生是最年轻的一位，虽然今年她也有94岁了。她是1953年复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生，刚毕业就到中文系我们班级教俄语，虽然我俄语没有学好，早就还给老师了，但师生关系还得承认，所以我一直叫她袁先生（我们那时把老师叫“先生”），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这篇口述史的题目很有代表性，代表了许多新中国成立后留校毕业生的经历。以前的教授们工作不稳定，常常是这个学校聘几年，那个学校聘几年，流动性很大；而新中国成立后教师的固定性较强，有许多人都是在一个学校工作一辈子的。

复旦宿舍有很大的流动性。流动的原因有多种，户口的增减，职称的升迁，政治身份的变化，都是住房调动的因由。最有代表性的是这本书中赵维承口述的文章：《赵敏恒搬家》。赵敏恒在新中国成立前是路透社驻南京记者，新闻敏感性极强，曾发过许多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报道。上海解放之际，因田汉等老友的劝导，留在上海《新闻报》工作。不久被裁，受陈望道校长之聘，任复旦新闻系教授。住处也由市内河滨大楼搬到复旦筑庄，住的是楼上楼下一整套房子。1955年“肃反”时，赵敏恒以“特嫌”罪名被捕，不久，家里也由筑庄搬到中心村宿舍，大约住了一年，又搬到邯郸路上一个叫“牙专”的地方。几个月后，又要求搬到渝庄的平房里，不久再搬到新民里。房子愈搬愈小。改革开放后，赵敏恒平反，复旦给他家发了一笔抚恤金，房子也得到了调整，搬到庐山村31号，后来又搬到了渝庄。

从住房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政策的落实。可见复旦新闻系同学对庐山村宿舍往事的调查，的确意义匪浅。（本文为《复旦庐山村往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