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的“世界主义”

戴从容

在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很有趣的一段是“市民”在爱尔兰的问题上，与布卢姆产生了分歧。

“市民”希望爱尔兰摆脱英国，极力渲染爱尔兰在古代的富饶，在历史上遭到英国的杀戮和掠夺。虽然争取民族独立有必要肯定本民族的历史，但是“市民”所宣扬的曾经的辉煌和伟大中不无片面，尤其是将爱尔兰的所有落后都归之于英国的统治，是典型的一只眼看问题。布卢姆却提到了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暴力和仇恨，指出“对男人和女人来说，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每一个人都晓得真正的生命同那是恰恰相反的”。布卢姆的着眼点是爱尔兰应该成为一个爱的国度，而不是暴力和仇恨的国度。“市民”认为英国一无是处，英国文明也一钱不值。而布卢姆反对把英国说得一无是处，他觉得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要只盯着别人的缺点。

有意思的是，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如何定义民族。“市民”那帮人中的约翰·威思问布卢姆：“可你晓得什么叫做民族吗？”布卢姆的回答是：“同一批人住在同一个地方”。在遭到嘲笑后，他又修改为：“也指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在第一个定义中，布卢姆用地理空间取代血缘纽带来定义民族，将传统定义中不同民族的人，根据地理空间视为同一个民族，体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在被嘲弄后，他非但没有收缩对民族的定义，反而将不同地方的人也包含进来，实际上彻底放弃了民族定义中的排他性，当然严格地说也放弃了界定本身。

乔伊斯有意让布卢姆给出非界定性的定义，显然并不是要讽刺布卢姆，而是体现出他主张的“世界主义”。“市民”主张只有爱尔兰血统的人才是爱尔兰人，把布卢姆等移民及其后代排除在外，而布卢姆的定义则是主张各种血缘的人不分彼此，和谐相处，在爱的宗旨下，各个时代的移民都是爱尔兰人。这便是乔伊斯的“世界主义”的核心，面向现在的包容和爱。